摘要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工职业和置业匹配错位严重，大量农民工陷入了农村住房过剩和城市住房不足的矛盾困境之中，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益严重。然而当前农村“建房热”持续高涨，大量农民工返乡建房造成了土地资源、人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那么大量农民工返乡建房背后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农民工返乡建房到底是理性行为还是非理性行为？到底是基于自主选择还是被迫无奈之举？返乡建房动机对建房行为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其返乡建房行为？基于这些疑问，本研究建立了返乡建房动机因子量表，通过对385位返乡建房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建房的动机、建房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1）通过对嘉陵区农民工城乡住房情况的了解，发现当前农民工在城镇自有住房比例仍然较低，但仍愿倾其家产，甚至不惜举债修建一幢常年闲置的“豪宅”，造成家庭资产配置低效，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子代在城镇定居的经济资本。 （2）农民工返乡建房是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7个公因子，动机由强到弱依次是“预防动机”、“亲友压力动机”、“投资动机”、“追求享受动机”、“城市排斥动机”、“身份认同动机”和“返乡准备动机”，这说明对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决策起主导作用的是来自未来或亲友的压力而做出的被动选择。 （3）依据受到的主导影响的动机类型，将返乡建房农民工分为四类：“经济驱动型”、“制度驱动型”、“文化驱动型”和“混合驱动型”。“经济驱动型”农民工倾向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上更倾向于自主经营，未来的计划更倾向于在城镇定居。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文化驱动型”，而这类农民工在职业上更倾向于受雇稳定工作，外出务工地点也倾向于离家不远不近的本省内，未来计划也倾向于在城镇定居。“制度驱动型”农民工在职业上更多的是打零工，外出地点倾向于在省外务工，对于未来计划他们更倾向于打算再干几年返乡。“混合驱动型”农民工在年龄上主要集中在30至40岁之间，他们外出务工的地点则更多选择在本县内。 （4）在建房行为特征上，“经济驱动型”农民工有更大的愿意进行建房投资，也更倾向于另选宅基地建房，并且因建房而负债的比例也更小，但是他们建好房屋后的住房常年闲置比例极高。其他三类农民工则更加倾向于在原宅基地上重建，建好后的住房一般由家庭留守人员居住使用，但是也常常会存在盲目举债建房的现象。 （5）在建房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上，发现外出时长、返乡频率、有硬化公路通达和身份认同动机对农民工建房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年龄和务农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支出有显著的削弱作用。外出时长、家庭规模和城市排斥动机对农民工返乡建房面积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年龄、职业层次、外出地点、流出地与乡镇距离和预防动机对农民工返乡建房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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