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医疗知识的专业壁垒，可能影响居民就医行为，同时可能改变相关因素对就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索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分析搜寻行为对居民就医行为相关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为深入研究二者逻辑框架、改善相关医疗服务政策提供参考。 【方法】本研究采用现场调查法，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在四省抽取两个样本县（湖北省当阳市、贵州省思南县）和两个样本区（广东省福田区、湖北省西陵区），在各个样本县/区内部，抽取五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6个社区（村），每个社区（村）抽取40户，4个县区样本总数为4800户、14400人。 根据研究目标，筛选出18岁及以上且两周内有病伤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共计2579人。收集居民人口学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等信息，并以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居民基本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根据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采用多因素回归方法探索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居民就医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以不同搜寻行为作为分组依据，采用分组回归与组间系数检验方法，探究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就医行为相关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以直接作用和调节作用两种方式刻画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 【结果】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就医行为： （1）直接影响层面：①搜寻互联网医疗信息的人群治疗自身病伤（相对于未治疗自身病伤）的概率是搜寻其他互联网健康信息的人群的1.55倍（P＜0.1）；②搜寻互联网医疗信息的人群倾向就诊（相对于自我医疗）的概率是搜寻其他互联网健康信息的人群的0.60倍（P＜0.05）；③搜寻互联网医疗信息的人群倾向去市属以上的卫生机构（相较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概率是搜寻其他互联网健康信息的人群的2.00倍（P＜0.1），而搜寻互联网医疗信息对县/区属卫生机构（相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择概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2）调节作用层面：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能调节相关影响因素对居民就医行为的作用，即搜寻行为能调节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城乡）、医疗服务可及性、疾病严重程度及慢性病患病情况的居民在就医行为中表现出的差异，具体表现为①具有搜寻或高频率搜寻行为与男性更高的病伤治疗的比例相关（P＜0.05），医疗信息搜寻行为与女性更高的自我医疗的比例相关（P＜0.05）；②具有搜寻行为与中老年更高的非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比例相关（P＜0.1）；③具有搜寻行为与在婚人群更高的病伤治疗的比例相关（P＜0.1），高频率搜寻行为与单身人群更高的病伤治疗的比例相关（P＜0.05）；④具有搜寻行为与低受教育水平居民更高的自我医疗的比例相关（P＜0.1），具有搜寻行为与高受教育水平居民更高的非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比例相关（P＜0.1）；⑤高频率搜寻或医疗信息搜寻行为与农村居民更高的自我医疗的比例相关（P＜0.1）；⑥高频率搜寻行为与低医疗服务可及性居民更高的病伤治疗的比例相关（P＜0.1）；⑦具有搜寻或高频率搜寻行为与较高疾病严重程度居民更低的非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比例相关（P＜0.1）；⑧具有搜寻或高频率搜寻行为与慢性病患病居民更高的非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比例相关（P＜0.05）。 【结论】首先，在互联网医疗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下，居民两周病伤治疗比例有所提高，居民的自我医疗对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形成了替代效应，同时互联网医疗信息的嘈杂一定程度加剧了部分居民前往高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倾向。 其次，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调节不同特征居民的差异化就医行为，一定程度上改变居民健康赋权程度，提示了改善医疗服务可及性、促进健康公平以及增强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可能性的干预途径。 最后，需要通过优化互联网信息环境，兼顾人群特征，降低自我医疗的潜在风险，才能更好发挥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的优势。此外，搜寻行为与基层互联网医疗服务相结合，有望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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