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被国际国内诸多不确定因素裹挟的中国而言，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空前的机遇。国家作出经济调整，分析国内经济发展瓶颈，利用自身条件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转化成利于国内经济再一次腾飞的外部激励。在加速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同时，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上，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首先要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东北地区作为重要的增长极，是新旧动能实现转换的关键地区结点，然而近年东北经济颓势凸显，伴随东北经济再次失速，东北全面振兴也成为了国家顶层设计的一部分。由于东北地区尚未形成新旧动能共振的格局，探讨投资这一传统动能旨在探讨东北地区如何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如何培育和发挥经济增长驱动力，如何克服经济增长中的短板问题。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如何依托现有产业结构，在促进支柱产业与外部资源充分融合的基础上建立富有效率的资源投放机制。依托国家振兴东北的政策优势，在拥有完备工业体系的地区优势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着力点，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找到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和新的可能性边界。 近年来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东北失速俨然成了东北地区的标签，欠发达地区似乎就是东北地区的代名词。传统投资动能被诟病，投资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然成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记忆。不可否认，在科技主宰的今天，东北地区传统动能的优势似乎在日渐式微，传统经济自变量引致的经济增长空间越来越小，新动能的培育是战略发展方向，但基于目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以及急于跨越式发展引致经济断层的转型成本，是否还应该考虑依赖传统动能进行战术调整的可行性，毕竟传统动能不是原罪，投资失速的背后不难从投资规模收缩及投资结构偏差中找到东北经济增长失速的端倪，更何况新动能的培育也需根植于传统动能的土壤中。基于这样的思考，从投资出发找到东北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解决办法成为研究的初衷。 本文以东北地区投资路径依赖及形成机制作为切入点，基于经济空间格局及资源禀赋，梳理固定资产投资的时间线索说明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形成的经济特征。通过数据时间趋势的考察，界定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及经济增长阶段，分析产业投资锁定及资本积累形成机制下的投资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研究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东北地区产出水平及投资总量时间趋势分析入手，运用索洛增长模型考察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稳态资本存量与产出水平。在分析投资经济效应过程中分别考察投资对产出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并在区域比较中运用变系数模型考察区域内部经济特征的异质性，放松假设条件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基础作投资变量变弹性分析。为了厘清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计算投资效果系数对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益作综合评价，从而分析影响投资效益的因素。在分析过程中，测算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投资结构解构中基于各种分类标准，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投资结构对投资效益的影响；结合东北地区特点，从投资成本、环境不确定性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投资规模不足对投资效益的影响。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政府作用，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状态空间模型及卡尔曼滤波，基于投资主体角度分别考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及民间投资的影响，在时变参数拟合过程中考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可以确认投资从东北地区目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仍然是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调整的主导力量，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可靠抓手。在逆全球化、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回归的国际变局中，依托老工业基地完备的工业基础，抓住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资源释放期的时间窗口，强调工业投资、高端制造业投资，对东北地区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有效发挥投资动能的作用亟待解决一些问题。在研究中发现东北地区产出水平对第二产业产出增长率更为敏感，而工业投资比重却过早下降出现工业投资早衰的现象；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实际人均产出与资本存量水平较稳态下的数量值还存在较大差距；投资率不高，东北地区投资水平长期低于全国水平，投资年均增长率与发达地区相比更是存在较大差距，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尤其第二产业投资效果较差；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投资增速较高，但边际产出水平相对较低，相比全国水平存在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东北地区三次产业投资结构优化不合理，从行业细分角度测算，行业存在明显的资本错配问题，投资结构偏差表现为投资比重与结构优化方向不相协调。另外，基于投资主体视角对政府作用的考察，发现经济增长与政府投资变量之间并无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政府投资短期拉动经济增长是有效的，然而影响作用有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动态关系区间分化较为明显，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又存在“挤入”效应，总体来看，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正反馈。 最后，结合研究中得到的主要结论，从投资角度提出东北振兴的几点建议。第一，强化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能源新兴产业、数字经济导向下的新基建等重点领域投资，调整产业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规模效益与结构效益。第二，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破除地区壁垒及行政壁垒，疏通价格传导机制；建立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长效机制，保持政策长效发力，稳定政策预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以提升制度效益。第三，规避工业投资早衰，避免工业投资比重过早下滑，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状况；实现生态工业产业园跨区合作，借鉴生产新模式的他山之石提高工业企业投资效率；实现工业投资省际协同，高效整合资源，将产业推向中高端水平，融入全球高端产业链与价值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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