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欧美列强相继将技术成熟的电报、电话投入使用，并在维护在华利益的过程中将电报、电话传入中国，但电报初入中国并未得到清廷的支持乃至使用。从“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来看，电报技术快速通信的客观优势虽无法抹杀，但清廷的主观评价若不认可电报，电报是无法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在“琉球事件”“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后，日军利用电报助力军事，给清廷带来极大的震撼，使得清廷最终认可了电报。官府、商人对消息时效性的追求，使得社会对电报的需求日渐增涨，推动清廷于1877年自建第一条电报线路，更于180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架设电报线路。当能直接进行语音交流的电话进入中国后，更无阻力。电报、电话的相继传入，促进了中国近代电信的发展。 在清廷大规模敷设电报线路以满足官军快速通讯的需要的进程中，贵州顺势引入电报，并于1886年开始勘察、架设线路，1887年竣工，正式在毕节、贵阳设电报局通信，后陆续在机要地方增设8个电报局。1905年清廷拨电话总机及壁机来黔，以供政府机关使用。清亡以后，贵州政局跌宕起伏，进而影响到贵州的电信建设。自兴义系新派上台后，贵州电政隔绝于北洋政府交通部，难获直属部门支持。后桐梓系主持黔政，引进的无线电报、有线电话都是为维持统治而设，专供官军使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围剿红军之机实控贵州，贵州电信事业归政交通部，并开始架设跨省长途电话，但1937年之前，贵州的电信事业均以有线电报为主，无线电报、有线电话乃官军专用。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重心西迁重庆，急需改善西南电信事业落后的窘境，以适应战时暴涨的电信需求，尤其为满足军事需求。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战时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使得贵州在交通建设、经济发展方面的地缘优势得以凸显。战时，重庆政府交通部以贵州为电信枢纽，建立了连接川渝、滇、桂、湘的电信网络，贵州的电信事业在战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为满足前线与大后方之间的电信通讯需求，贵州电信业的经营管理围绕“战时性”进行，各电信局的职工坚守岗位，以服务军事为重。战时，贵州电信以有线电报为主，无线电报、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的使用权限向民众开放，电信业务在适应官军需要的前提下，也满足了民众暴涨的电子通信需求，促成战时贵州电信业务的发展。战时贵州电信事业具备国营性、枢纽性、战时性这三个特点，从技术层面服务着政府、军队、商人、民众，为支援抗战贡献着贵州力量。同时，日军的空袭、封锁，以及大后方的物价上涨，使得电信事业入不敷出，极大影响着贵州电信职工的生活；电信资费与电报字数的多少、电话通话时长的长短呈正相关，在物价上升的背景下更是一路上涨，限制贵州电信大众化，导致邮电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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