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是主客体在系统作用下导致农村生产要素不断更迭的外在表现，同时因地区环境差异存在多种类型，其中人减地增是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普遍特征，学者们多认为这是一种不良地理空间演化现象。然而，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口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载体，其演变特征是主体需求推动下，农村居民点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其变量用地结构如何以及其变化过程是否存在积极效应不得而知。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为例，立足农村人地系统互动角度，解析农村居民点变量用途及其驱动机制，从系统内部性和外部性综合的视角，建构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及效应研究框架，从土地集约利用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两个方面判别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过程潜在的风险性和正效应，进而提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有效调控的政策启示。研究表明： （1）2010-2020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净增6.4×104hm2，总体呈扩张趋势。变量地类主要包括住宅、工矿等民生保障及产业发展类用地。自然区位因素是早期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决定因素，伴随经济发展及城镇化的推进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因素逐渐占据主导；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本质由多主体的需求差异引起，又受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调控等多种内外因素的综合推动。 （2）基于Moran’s I和空间热点探测的农村居民点演变格局空间异质性特征。2010-2020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变量结构空间差异性显著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具体表现为：总增量用地呈现热点区与次热点区团块状分布、冷点区随机分布、次冷点区条带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总减量用地的热点及次热点区以中部隆起为分界线分布于冷点区及次冷点区的两翼，与此相似的还有减量民生保障用地；增量民生保障用地在研究阶段呈现热点及冷热点团块状分布，次冷点区包围冷点区的“环绕式”空间格局；增量产业用地在研究阶段整体呈现的空间格局为热点区及次热点区大规模团块状集聚，冷点区不规则零散分布；减量产业发展用地呈现出“圈层式”的空间格局，即热点、冷热点区和冷点区向外推散分布。 （3）利用OLS和GWR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空间格局影响因素。GWR模型运行结果拟合优度整体上优于OLS模型运行结果；地形坡度对所有农村居民点变量结构用地演变的空间异质性均影响显著，而农村人口密度变化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分别在农村居民点增量和减量用地空间异质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增量地类受到自然区位及社会经济的影响较大，而政府的制度性约束及区位条件则是农村居民点减量地类空间分异的主导力量。 （4）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单项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对于减少类和增减平衡类农村居民点在规模强度、空间布局、生态质量方面的提升效果远远优于增长类农村居民点，但用地演变过程所造成的斑块破碎化、生产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民生保障用地变化对于增长类及增长平衡类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和利用结构效应具有积极改善作用，而在土地使用效率方面却存在不良风险；在人居环境质量效应上，增长类农村居民点的生活及生产质量伴随民生保障用地的增减呈现明显提升，而增减平衡类农村居民点在三生方面均受到一定抑制。 综合效应结果显示，2010-2020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减过程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和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时兼具积极性和风险性。其中增长类活跃型/迟缓型在内的增长类农村居民点对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生产质量及生态质量的改善具有积极提升作用；减少类活跃型/迟缓型农村居民点在土地利用方式的集约化、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方面占据一定优势；增减平衡类农村居民点在不同维度的效应影响结果上并不显著却处于稳定且缓慢提升状态。 （5）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本质是通过人地要素重构从而推动乡村发展，其目标是实现人地要素的高效配置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化和高质量转型；集约化和高质量目标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控应针对不同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及用地发展需求，结合不同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类型制定差别化路径。农村居民点精明增长应坚持优化内部用地结构、紧凑空间布局，通过产业结构省际、集聚效应提升等增强乡村内生性发展动力。减量盘活应结合区域情况因地制宜，采取就地盘活、异地调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多种存量盘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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