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尤其是“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之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2020年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据世界第一，存量保持世界第三。伴随着我国海外投资的扩展，东盟与我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更是为双方公司都带来了很多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样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东盟成员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我国跨国公司在对东盟成员国投资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类风险。因此，研究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否对OFDI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渠道和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了解和分析其风险，我们才能够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政策，以期消除国家风险对投资损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我国和东盟成员国双方的互利共赢。 本文先对涉及国际直接投资和东盟国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获取了国家直接投资国别风险以及我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的当前进展。接着从投资现状、国家分布等角度阐述了我国跨国公司在东盟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以及分析了东盟各成员国具体涉及的各类风险。由于部分国家某些指标数据的缺失，本文把除了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八个东盟成员国当做研究对象。将一级风险指标细分为22个二级指标，构成了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再通过因子分析法，来分别测算各类风险的得分，最终得出东盟八国国内投资环境的评价。实证部分是站在投资动机的视角下，建立了国家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模型，使用2009年到2019年共十一年的投资存量数据、其他风险变量和投资动机变量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目的是分析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在投资动机作用下国家风险对OFDI影响的异质性。 最后得出结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金融风险和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东盟国家风险越小，我国对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额就越大。而政治风险和我国对东盟成员国直接投资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表明我国的跨国公司更喜欢把资本投入到政治风险比较高的东盟国家和地区；加入了投资动机与国家风险交互项的分析后，发现在投资动机的作用下，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风险的偏好受到了投资动机的驱动，出现了异质性；在寻求资源的强烈动机下，我国企业可能会选择把资本投入到风险较高的东盟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下表现出了风险偏好。为了我国跨国公司在对东盟成员国投资的过程中遇到更少的投资风险，文章的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我国政府要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合作关系，签订我国和东盟国家政府间的区域性投资协议等；我国企业要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尽量避免东道国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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