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戴维·佩珀作为英国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尤其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是：无论是现实层面的绿色环境运动、生态现代化战略实践；还是理论层面的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都无法帮助人类走出全球性、世纪性的生态困境。因为，它们无论在哲学前提、价值立场、理论预设、路径设想等问题上都无法在解决现实的生态危机上起到真正作用。在佩珀看来，人类首先必须在哲学层面拨开生态中心主义的迷雾，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能够反映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够帮助人类更加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统一关系。其次，无论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在佩珀看来都已经被证明是不利于生态社会建立的；但是，这并非代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体制逻辑上是反生态的。就目前形势来看，我们还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在现实的运动中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至少它们在理论上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是最大程度上符合生态社会的发展要求的，是以社会正义的实现为价值诉求的科学理论。所以，未来的生态社会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即他所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在西方绿色环境运动走向衰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停滞不前的大背景下，佩珀提出必须推动“绿色的”生态运动走向“红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红绿联盟”的生态政治策略最终通向生态社会主义。这样，既能推动现实的绿色环境运动走出实践困境，尤其是在运动主体和革命力量上的数量不足的社会背景下；同时，又能推动“由红到绿”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转向“由绿到红”的全新发展阶段。佩珀之所以如此注重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绿到红”的发展转向，核心问题是因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正义”的突出强调。在他看来，生态问题不仅仅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破裂问题，在深层次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对立问题。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控制下全球生态资源分配失衡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它只是以一种“中立性”的危机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危机形式的巧妙掩盖。因此，解决生态问题的首要前提是人与人的合理、平等交往关系的构建，即“社会正义”的实现问题；实现了“社会正义”，“生态正义”自然而然地也就实现了，生态危机也就得到了解决。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首要关注的问题应该是社会正义的实现，而非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绿色化”。并且，在佩珀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绿色的”，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看法、关于“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对“人口——环境”议题的论述、对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论述，等等，对于我们当下处理生态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佩珀才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首要前提是实现“社会正义”，如此方能走向“绿色生态”；这也是佩珀强调并试图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由红到绿”转向“由绿到红”的根本原因。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晰了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根本理论逻辑。所以综上来看，佩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前提是“人类中心主义”、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首要原则是“社会正义”、实践路径是“红绿联盟”、实践形态是“生态社会主义”。 应该说，理论关照现实、理论服务现实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正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回应时代问题的真实理论写照。尽管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折衷主义理论态度”、“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和“过分凸出了‘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等理论缺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不能忽视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尤其是其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现实启示。从其理论贡献来看，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既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为我们拨开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迷雾，重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从其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来看，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利于以“真实”的人类中心主义，培育生态价值观念；有利于以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有利于以“全球正义”为原则，共促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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