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渔业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海洋渔业作为渔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生生计、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和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渔业燃油补贴作为中央对“三农”扶持中占比最大的一项财政转移，确实有效缓解了柴油价格上涨带给渔民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例如刺激渔船产能扩张，造成海洋资源的枯竭等。渔业燃油补贴政策在促进渔民增收、稳固渔业经济与推进水产养殖、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的争议和矛盾日益凸显。虽然近年来渔业燃油补贴逐年降低，但油价的上涨却给渔民生计带来压力，如何在渔业燃油补贴退坡背景下保障渔民生计是重要的议题。目前世界上专门针对渔业燃油补贴的研究并不多，加上世界各国对燃油补贴的透明度比较低，本文将立足于生态性、社会性和经济性，推动政府、渔民和企业的三方联动，以绿色、高效和创新为目标，对渔业燃油补贴退坡背景下的渔民生计进行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为改善渔民生计及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建议。 对国内外渔业燃油补贴和渔民生计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梳理海洋捕捞业和渔业燃油补贴的概念，借鉴公共资源与公地悲剧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展开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方法和思路。基于大连市所辖黄渤海交界处渔村的541份渔业调查问卷数据，构建渔民生计指标体系，从五个维度对渔民生计和渔业燃油补贴政策进行实证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分析渔民的整体生计情况；使用熵值法，分析渔民生计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使用相关分析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以渔民收入和成本为回归对象，研究渔业燃油补贴对渔民收入和成本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对541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渔民人口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渔民的平均年龄为52.6岁，超过一半的渔民年龄为60岁及以上，人口年龄结构属于衰退型，海洋渔业面临人口不可持续危机；渔民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仅接受过小学教育，渔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导致海洋渔村整体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管理模式和现代化进程。 2.通过对渔民生计权重及综合得分测算，发现渔业燃油补贴退坡背景下，转产转业迫在眉睫。渔业产业形势严峻，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超出阈值，海洋捕捞量逐年递减；渔业燃油补贴金额的权重最大，对渔民生计影响最为显著。在当前渔业燃油补贴退坡的背景下，渔民对燃油补贴过高的依赖度导致渔民收入大幅缩水，同时海洋捕捞量逐年递减，渔民转产转业迫在眉睫。 3.通过对燃油补贴对象特征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发现渔业燃油补贴对象不明，燃油补贴流向商业渔船，辅助渔船缺少燃油补贴。渔业燃油补贴的对象为渔船，却没有区分商业渔船和生计渔船。商业渔船具有体型大、耗油量高、工业化程度高的特点，这类渔船对资源的侵害远高于生计渔船，并且由于渔业燃油补贴只补贴给渔船主，渔船上的雇佣工渔民则无法享受到补贴；而生计渔民依靠小型渔船生产维持生计，获得的补贴金额很少，而且生计渔民也容易受到商业剥削。这背离了渔业燃油补贴的初衷，使渔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4.通过对渔民社会保障状况、渔业供应链情况和政策制度水平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发现休渔期渔民生计缺乏保障，渔业供应链体系单薄，捕捞制度建设水平落后。由于渔民除了渔业捕捞外没有第二职业技能；在长达近四个月的休渔期中，渔民很难从事其它工作获取收入，即使想转产转业也存在职业壁垒，因此对渔业燃油补贴十分依赖；单薄的供应链体系，使得渔民成为“价格接受者”，容易受到中间商的操纵和高利贷行为的影响。除了产品使用不足而造成的价值损失外，由于缺乏适当的处理、充分的冷藏和执行的食品安全标准，被作为低价值商品出售，渔民的利润大大收缩；捕捞制度建设水平落后这使得渔民处于被动的状态，渔业行业的自由进出受到限制，导致市场无效率的同时，阻碍渔民转产转业，渔政监管不到位、执法水平低，导致假冒渔船申报燃油补贴、套取燃油补贴等问题的频发。 5.通过对渔业产业形势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发现渔业燃油补贴政策对转产转业政策具有挤出效应。渔业燃油补贴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渔民增收，降低渔业生产成本。转产转业政策的目的是减船转产，减缓渔业资源压力，本质是将过剩的渔业劳动力人口引流至其它产业。一方面燃油补贴增加了收入，降低了转产转业的意愿；另一方面燃油补贴增加了沉没成本，抑制了非渔就业。在这样的作用机制下，转产转业政策的效果被渔业燃油补贴政策所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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