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的治理效用以及融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18年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三大攻坚战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是当务之急。债务累积、杠杆率较高、长短期债务比例失衡是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合理的长短期债务比例配置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除客观因素外，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公司中拥有较多的话语权，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与建议。以往高阶理论认为，两性在风险厌恶程度、领导和决策风格以及社会道德公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高管注重道德公平、风险厌恶程度高、不过度自信和保守。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对于两性的差异多归于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忽略了文化对于个性的塑造，较少基于文化效应视角分析女性高管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因而，本文探讨了女性高管在避险意识、过度自信、道德标准和领导风格上面的特质，并考察了儒家文化效应、女性高管占比与债务期限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占比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按企业产权性质、地区以及行业属性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的研究倾向于女性高管具有风险厌恶的特质从而选择较为灵活的短期债务融资，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女性高管的特质相符，女性高管具有保守和谨慎等传统女性的特质，因而与长期债务比例正相关。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整体而言，女性高管占比与企业长期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即女性高管比例每增加1%，长期债务比例将增加4%；第二，稳健性检验过程中，本文运用了替换变量法、滞后一期变量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结果与前文相符合。运用上市公司注册地经纬度、地区贞节牌坊数以及地区女性早婚早育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保持一致；第三，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儒家传统独特的性别文化情境中，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可能是女性高管偏好长期债务的机制。本文将明清进士人数、明清状元数以及上市公司半径内孔庙的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并将女性高管比例与儒家文化效应的交互项纳入到回归模型中，以考察文化效应在女性高管对债务期限结构偏好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在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女性高管表现更为保守和传统，女性高管与长期债务比例的正相关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对于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的研究，并指出女性高管独有的个人特质在企业经营管理发挥出区别于男性高管的领导风格和决策偏好，因而在社会层面应该采取相应政策缓和性别歧视现象，全面提高男女平等的程度，充分发挥出女性高管的领导魅力，从而促进企业做出更为合理和稳健的融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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