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通过对《管子》的文献与文学研究、学案与史学研究、思想与哲学研究三重视界，对《管子》研习历史的梳理考辨，已有多层次、多角度的丰富成果。但是，《管子》早期写本文献研究是后期文献研究的前提。对《管子》早期写本(从《汉志》到《隋志》)传承的疑点加以澄清，进而基于写本文献的学术源流，解析早期学案的关键分歧，有望澄清观念与方法论层面的悬疑与辩难，由此，可概观宋以后《管子》后期文本从知识生产到思想定型的历程，并加以反思。 从《管子》写本的生成历程看，“管仲遗作”“稷下论丛”与“管子学派”三说各有其合理性。通过《管子》与《书》《春秋》类文献的对比，管子故事的早期生成当来自史官、学士、民间三方互动，即先由史官记录于经史，由管氏后裔递相传藏，管子后学选辑阅读，形成家法师法;随着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再经民问诸子学士的口耳相传与递相改写;最后被官府之史采集自士人与民间，由史官藏之中秘，编纂并定著为官本;该“史官一家族师儒一民间学士”的模式，应当能为《管子》古本探源提供借鉴。 刘向父子在继承前代学术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构建了一套文献整理的流程。这套流程，可分四个环节:一是广集众本，分辨来源;二是参校篇章，定著次第;三是校定书名，缮写上素;四是叙论学术源流，撰成书录上奏。进而考察《管子书录》的四点疑义。一是“民间书”的编次结构，二是定著“八十六篇”篇数疑案，三是梳理并澄清刘向《管子书录》所载“臣富参”的身份问题，四是根据“臣富参”“射声校尉立”等任职线索，推考刘向校定《管》书与写作《管子书录》上奏年代，为阳朔元年至永始二年的十年间。刘歆《七略》和班固《汉志》著录的《管子》传本共有三类五种:一是《六艺略》孝经类的《弟子职》一篇、《说》三篇;二是《诸子略》道家类《管子》八十六篇、法家类《管子》十八篇、儒家类《内业》十五篇;三是《兵书略》权谋类的《管子》兵法。刘歆、班固对《管子》传本的著录，运用了互著与别裁的体例兼存众本，最大限度保留了《管子》在先秦学术源流中“纵贯三略、横通五家”的全貌。 《管子》与先秦诸子学术的关系，可通过“非管子著作”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稷下论丛”“杂家著作”等说法的情况加以审视。对于将《管子》各篇作者归属于其他诸子学派的思潮，重点考察现代较有影响的新说，诸如“墨子学派“‘宋铆尹文学派”“韩非学派”等说;重新审视其立论举证的环节，发现《管子》诸篇确实与上述学派的文献著作确有关联:但对这种关联的解释，从文献生成的年代先后来看，根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印证，事实更可能是管子学派影响了上述学派而不是相反。如墨子、禽子、尹文、韩非等人对管子制度与《管子》文献的传习，主要从政治经济和名法哲学等方面，对秦汉与后世政制的构建发生了深远影响。《管子》学是与先秦诸子学并行演变的一种学说，管子学派居于稷下诸子学术的中流，并成为战国时期诸子取之不尽的渊薮。 秦汉古书虽屡遭焚禁之祸，但由于《管子》在秦丞相府藏本和部分民间藏本却得以幸存。两汉四百年间，贾谊、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汉武帝对《管子》的制度实践，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对《管子》的历史研究，表明秦汉时人对《管子》文献、学案、思想与制度的全面研习，可谓盛极一时。诸葛亮治蜀汉，用《管子》因地制宜，设堰官、锦官，立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从西汉盐铁会议对《管子》合法性的质疑，到东汉对霸政的定位，虽然《管子》文献逐渐走向边缘，而盐铁专卖、山泽专管等制度仍为后世承袭。《管子》学术传承不绝如缕，为后世《管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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