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选取“竹林七贤”作为切入点，探讨《文心雕龙》和《文选》对“竹林七贤”的评录情况，试图还原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接受和传播情况。 第一章考察了二书之前有关“竹林七贤”的评录情况。竹林七贤活动的西晋时期有很多人效仿“竹林七贤”的任诞行为，但由于政治上的森严，对竹林七贤有所记录并流传下来的仅有阴澹的《魏纪》。东晋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解压，评录“竹林七贤”的作品开始增加。 第二章从四个角度对比《文心雕龙》和《文选》对“竹林七贤”的评录情况。一是《文心雕龙》和《文选》对“竹林七贤”个人的评录情况的对比。二是《文心雕龙》和《文选》对“竹林七贤”整体的评录情况的对比。刘勰认为文人对待政治应该持有“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态度，这显示出他对“竹林七贤”的理性认识。萧统则注重《文选》中人物形象呈现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并有意识地将七贤以一个团体形式共论。三是二书对“竹林精神”的理解对比。首先“竹林精神”的生成便是由玄学思辩到喝酒任诞的动态过程。《文心雕龙》以“浚冲不尘乎竹林”代表了魏晋以来对“竹林七贤”所代表的高尚名士风格的接受。《文选》以颜延之《五君咏》的选入以及萧统在《文选》之外的补诗《咏山涛王戎二首》展现着“竹林七贤”背后所隐藏的痛苦意识的理解。四是二书与《诗品》《玉台新咏》“竹林七贤”评录情况对比。 第三章论述二书评录“竹林七贤”的意义。一是彰显了《文心雕龙》和《文选》的文学审美观，共同代表着文学已经渐渐走上了重视个人情怀的非功利的道路。二是标示了“竹林七贤”的南朝接受情况：在文学层面上，南朝对于七贤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嵇阮二人的作品越来越重视。在精神层面上，由于士族势力的日薄西山，对“竹林七贤”的接受逐渐由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喝酒任诞的名士风流向《文选》所代表的“竹林意识”偏重，其中庾信以菊代竹，最为推崇“竹林七贤”。但在南朝末期，由于社会和文学审美风尚的变化，对“竹林七贤”的接受染上了宫廷化、神仙化和娱乐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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