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西文化冲突是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上海作为早期通商口岸，各式各样的西式“商品”蜂拥而至，原本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医逐渐被边缘化，中医发展受到阻碍。1929年，国学大师俞云岫提出“废医案”的建议更是将中医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中西医矛盾日益恶化，难以调和。上海医界春秋社得知国民政府通过“废医案”的提议后，立刻联络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召开全国中医联合大会，要求国民政府撤销“废医案”的法令。1931年3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形势压力，被迫成立中央国医馆，统一中医管理。中央国医馆一经成立，便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发展方针，这一方针成为中医界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中医与西医论战的重要“武器”。此后，上海中医团体、上海医界同仁开始纷纷利用报刊宣传中医思想、开展国医讲座、丰富中医“科学化”的内涵，企图挽救危机中的国医。 上海医界春秋社，1926年4月由谢利恒、丁仲英、张赞臣、杨志一等中医界知名人士创办，是中国近代持续时间较长，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中医社团。其创办的社刊《医界春秋》（1926-1937）是一份正统的中医刊物，自成立时起，始终为中医界之舆论中心。本文以《医界春秋》（1926-1937）关于“中医科学化”的相关文章作为主要研究文本，并根据“中医科学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医界春秋》的言论传统，试图找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文本内容与方式的变动，以进一步分析出《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的舆论建构。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来源、目前学界对《医界春秋》、“中医科学化”舆论建构等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创新点。 第一章主要介绍中西医论战背景下中医的发展状况以及《医界春秋》创办的原因，对《医界春秋》的创办、创办地、宗旨、言论传统等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中西医大论战”、“中医科学化”等相关史实进行梳理。 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章是《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酝酿时期的舆论建构，即从《医界春秋》1926年5月创办开始至1930年12月。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但是《医界春秋》在其评论、学说等版面中大量刊登了发表中医“科学”发展倾向的文章，并在多篇报道中说中医要尝试学习西医科学治疗的方法，强调中西医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通过舆论动员了全国各大中医团体，为“中医科学化”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是《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过渡时期的舆论建构，即从1931年1月至1934年12月。这一时期，《医界春秋》借助中央国医馆成立的契机，一直关注中央国医馆建设情况，在文章中多次刊登中央国医馆有关“中医科学化”建设的新闻。此外，为了更科学的建构“中医科学化”，《医界春秋》还邀请知名专家阐释“科学化”内涵，而且发表了具体科学化实施方案，要求中医与中药必须分开整理与研究；还关注农村中医“科学”发展的局面；在治疗方法上，也从“中医阴阳肺腑说优于生理解剖说”转向“阴阳肺腑治疗法并非万能”的立场。第四章是《医界春秋》对“中医科学化”建设时期的舆论建构，即从1935年1月至1937年3月停刊。这一时期，国内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呼声日趋稳定，《医界春秋》刊登的大量文章开始极力倡导“中医科学化”；宣传中医界“科学”的治疗方法；关注中医、中药整理与研究进程；力图在社会中形成“中医科学化”的局面。 文章最后主要对《医界春秋》舆论宣传的特点进行总结与思考。“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实施情况以及中医的发展情况与《医界春秋》的宣传息息相关，《医界春秋》在“中医科学化”的舆论建构中，注重重大议题与舆论宣传相结合；在报道中，坚持客观、中立的原则，时刻关注医界动态，揭露了政府黑幕。与政府、群众的互动也为《医界春秋》积累了社会力量，获得了群众支持，为“中医科学化”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条件，这对于当代报刊宣传中医知识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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