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由于该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在实践中的应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15号指导案例，突破《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将该制度适用主体扩大到“关联公司”，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严重损害”、“参照”等词的适用标准，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采取了回避该标准的消极做法，损害了司法权威性。2019年出台的《九民纪要》虽然对该制度的适用做出了更为规范的说明和解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和第15号指导案例一样，《九民纪要》毕竟不是正式的法律规范，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直接将其作为法律依据。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公司法人人格的司法适用的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具体如下： 通过梳理近五年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的相关案件可以发现，在该制度的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争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分析诉讼当事人资格发现适用主体范围不明确，“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尚未纳入法律规制范围；第二，在主观条件方面，部分法官要求证明主观恶意，这加大了举证难度；第三，在举证责任方面，绝大多数法官机械地采用法定举证责任的方式来分配举证责任，无法合理平衡各方利益；第四，在“严重损害”的认定标准方面，法官认定过于主观化，认为只要案件起诉至法院即符合该标准，无需做出过多考量。第五，对于“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如何适用法律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依据，出现司法混乱情形。第六，该制度在执行程序中的运用较为混乱，对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追加存在较大争议。 面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明确适用主体资格，通过区分权利和义务主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责任；第二，剔除主观恶意的证明要求，统一采用“客观滥用论”，由法官从侵害人的行为表现推知其主观意图，而非严格要求原告举证证明；第三，明确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探索特殊个案转移适用证明责任，完善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同时注重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第四，明确“严重损害”的判定标准，综合考虑债权人自身经营状况、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并严格把握这一要件；第五，合理构建司法裁判路径，明确关联公司的适用规则，减少“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厘清核心争议焦点；第六，严格禁止在执行程序中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果必须适用的话，需要由当事人重新提起诉讼，通过审判程序进行解决，避免“以执代审”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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