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临床护士的情绪劳动潜在类别，并基于Grandey情绪劳动因果关系模型，探究情绪劳动潜在类别在个体及组织层面结果变量之间的差异，以及与互动期望、情绪事件、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四方面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更好地指导护士进行情绪劳动，维护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内3037名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Difenderff情绪劳动量表测量研究对象的情绪劳动，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马氏职业倦怠量表和工作沉浸量表测量其结果变量，采用一般资料问卷、D型人格量表、情绪智力量表、组织支持感量表、表达规则量表和自编情绪事件评估问卷分别测量其前因变量。运用SPSS25.0和Mplus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潜在剖面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1.3037例临床护士年龄为20～58岁，平均年龄(34.68±6.93)岁，临床工作年限为0.5～40.0年，平均(12.46±7.59)年，绝大多数就职于三级医院(95.9％)。护士的情绪劳动量表总得分为(49.05±7.01)分，条目均分为(3.50±0.50)分，各维度条目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深层扮演(3.81±0.64)、自然表现(3.78±0.74)、表层扮演(3.21±0.80)。 2.潜在剖面分析及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护士的情绪劳动可划分为5个潜在类别，分别命名为“表层表演型”(5.4％)、“中应对型”(24.8％)、“中深层真实型”(55.5％)、“高深层真实型”(9.3％)、“高应对型”(5.0％)。 3.不同情绪劳动潜在类别的护士在生活满意度(庐152.858，P＜0.001)、心理困扰(F=57.991，P＜0.001)、职业倦怠(F=151.170，P＜0.001)、工作沉浸(庐217.519，尸＜0.001)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事后检验结果显示，“高应对型”护士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及工作沉浸总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别的护士;“高深层真实型’’护士的心理困扰及职业倦怠得分显著低于其他类别护士(均P＜0.05)。 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情绪劳动潜在类别的护士在工作中经历的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的比例(Z2=234.302，P＜0.001)、在工作场所中是否经历过暴力事件(2,2=47.186，P＜0.001)、正面表达规则和负面表达规则(F=103.365，P＜0.001;F=33.785，P＜0.001)、负性情感和社交抑制(F=63.248，P＜0.001;F=74.773，P＜0.001)、情绪智力(F=202.294，P＜0.001)、感知组织支持(F=164.296，P＜0.001)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高深层真实型”为参照，工作中经历的积极事件多于消极事件的比例高、组织的正面表达规则多和负面表达规则少、感知组织支持多、D型人格中的负性情感及社交抑制少、情绪智力高的临床护士进入“高深层真实型”组的可能性高。 结论: 1.临床护士的情绪劳动表现可分为五个不同的潜在类别，分别为“表层表演型”、“中应对型”、“中深层真实型”、“高深层真实型”、“高应对型”。其中，“中深层真实型”这一情绪劳动类别的临床护士占比最高，“高应对型”占比最低。 2.属于不同情绪劳动潜在类别的护士在结果变量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其中“高深层真实型”类别的护士在结果变量上的表现较好。 3.组织表达规则、组织支持水平、工作中的情绪事件以及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D型人格与临床护士情绪劳动潜在类别存在关联，这为开展临床护士情绪劳动指导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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