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受“语言转向”的影响，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学者也开始重视“话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不仅能够影响、建构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还与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话语阵地”成为了国家间竞争的新场域。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便通过对中国发动话语攻势，不断构建中国的威胁意象，争夺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进而置中国于不利地位。为此，分析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话语叙事策略，并找到应对之道，成为了当下中国无法绕开的一项重要任务。 传统的话语研究认为，话语促成行为体（主要指国家）的行动是基于“话语—认知—身份—行动”的逻辑链条，即行为体基于一定的规则/语境使用话语，这种话语体现、塑造并改变认知，认知将构建身份，对身份的差异化认知或同质化认知，将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但是，根据涵化理论我们又发现，“话语—行动”之间还要经过涵化过程，即通过对核心话语的广泛、密集及针对性的传播，达到话语与现实相符的目的，以使目标行为体相信话语内容为真实的，进而为自身政策的推行扫除障碍，并借此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最终促进自身国际政治目标的实现。这样的涵化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渲染和熏陶。渲染指行为体为达到“话语—现实”相符的目的，对信息进行裁剪和挑选（夸大负面信息，忽略或较少强调正面信息），以主观方式塑造所谓的客观存在。熏陶则指对话语、信息的持续性、针对性传播，进而在此基础上增强话语的可信度。因此，“话语—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是“话语—涵化过程—行动”。其中，“话语”实际上是一个话语体系，它由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学术话语构成，其中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官方话语对媒体话语起到了影响、支持乃至主导的作用，媒体话语则对官方话语起到强化的作用；官方话语同样对学术话语起到影响、支持乃至主导的作用，反之学术话语对官方话语起到强化作用；媒体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则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关系。因此，行为体所采取的“话语战略”实际上建立在“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并通过涵化过程不断强化认知和身份。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所进行的话语叙事，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特定话语的不断传播以涵化受众，进而构建中国的威胁意象。在话语涵化过程中，美国的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学术话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正是由三者构成的话语体系，成为了美国实行南海话语叙事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美国从三个话语角度切入，传播中国的负面讯息。首先，从法理角度出发，美国试图将中国构建为国际法规则的违背者，认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不断侵蚀了既有规则。其次，从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角度出发，美国试图将中国构建为地区威胁，认为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行为是胁迫式的行动，是借助武力方式对地区国家施加压力。最后，从霸权护持的角度出发，美国不断强调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最终是为了替代美国，夺取地区乃至全球霸权。在这三种话语涵化过程中，第三种角度实际上体现了美国的最终目标，即维护美国霸权。而在对三种话语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媒体话语和学术话语都在紧紧围绕政治话语展开，政治话语实际上塑造了整体语境。 通过话语涵化过程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美国意在借此将自身的南海行动合法化，并推动与地区盟友、伙伴间的合作，甚至影响国内外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为了检验美国南海话语叙事所取得的效果，本文借助民众反应、主权争端国政策实践及非主权争端国政策实践三种标准进行评估，认为美国的行为促使民众形成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推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这些主权争端国的南海政策朝着强硬化乃至激进化的方向发展，并使得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亚太国家，甚至是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加速了介入南海争端的步伐。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加强在国际法方面的实践与研究，不断推动自身掌握国际法话语权，以及通过联合被美国挑战过海洋主权的国家，指出美国霸权行径的非法之处，以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是国际法遵循者的形象；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实践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构建中国是和平与合作的追求者的形象；打造一支建立在外语基础上的对外传播队伍，对外宣传中国观点、文化的同时，批评指证一些国家南海行为的不合理、不合法之处，以借此塑造中国积极与正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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