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台马华作家的创作蕴藉颇丰，李永平与张贵兴作为在台马华作家的翘楚，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在台马华作家的创作特点，后遗民写作正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文认为后遗民写作是一种遗民意识的现代写作。后遗民写作，它既作为特殊的叙事伦理替代了历史上遗民忠君报国的道德伦理叙事，同时也是对身处（后）现代世界的“后”遗民经验的表达。将其放置在李、张二人的小说创作中，首先便体现为身份认同的两大向度：作为南洋遗民的婆罗洲书写，以及作为神州遗民的中国原乡书写。他们借此弥合时间的塌陷与空间的流失——以虚构使独属于后遗民的历史想象得以塑形。 祛魅是在台马华作家的后遗民写作的其中一个面向。本文后遗民写作的“祛魅”更倾向于历史的祛魅，指向个体或集体“面对历史债务的仪式性工程”。小说家通过后遗民写作来对马来西亚的国族叙事与中国台湾的意识形态叙事加以抵抗。不仅如此，他们也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对帝国主义及其现代性进行批判。而张贵兴《野猪渡河》作为具体文本，揭示出在祛魅与复魅之间，后遗民的创伤与疗愈正在发生。 伤逝则是后遗民写作的又一面向。伤逝，不仅仅是哀悼往生之人，更可被视为主体的一种姿态——既是“后遗民”面对历史迷魅的无可奈何的致意，也是其“面对时间轨迹中失去的欲望对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主体通过童年经验、原住民文化、神话传说三个向度面向过去，直指人性之中最为幽微隐秘的向度。 本文借鉴王德威有关“后遗民”写作的概念，将其范围扩展到李永平与张贵兴为代表的在台马华作家的写作，可以对在台马华作家这一不太为大陆学界所熟悉的群体进行整体的把握。同时进一步发掘和丰富“后遗民”写作这一概念的美学内涵，深入探讨叙事伦理、审美特质，以及“后遗民”写作的终极关怀——小说家如何把失去、匮缺、死亡等主体状态塑造而为形上命题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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