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撤县设市由冻结走向了有序开启的阶段，撤县设市的开展增加了城市的数量，推动了小城市的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拓展农村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撤县设市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中央政府授权和地方政府扩权倾向的角度对撤县设市时空分布现状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撤县设市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厄，并依据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为推进新时期撤县设市发展提供借鉴。 具体来说，我国撤县设市具备非常明显的时间与空间变化特征，在时间演进历程中，撤县设市存在三个明显的阶段特征，分别是扶植培育下的“波浪式上升”阶段、中央严控下的全面冻结阶段、治理转型下的有序开启阶段。在空间分布格局方面，总体来看呈现出“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个阶段中东部撤县设市数量最多，西部最少，而在冻结期和有序开启期内西部最多。通过时空特征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中央政府授权与地方政府扩权倾向这两个角度对其生成的动力进行分析，地方政府扩权需求为撤县设市提供内生动力，这其中不仅包含县政府的公共利益，还包含着官员晋升的政治考量。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始终是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授权为撤县设市提供了支撑动力，中央有控制地进行放权与收权，这种差异性的授权模式是撤县设市产生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地方与中央的共同作用构建了撤县设市的时间轨迹和空间布局。中央授权与地方扩权冲动共同推进了撤县设市的发展，但是撤县设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非预期的后果，包括“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所设县级市基础设施薄弱依然是通病。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扩权的欲望，滋生出权力寻租下的“升级”腐败。而我国过去的发展和改革的重心都围绕着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实行倾斜授权，这使得当前我国撤县设市的空间布局失衡严重。本文针对问题提出了撤县设市的优化路径，包括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和内在要求之下来开展撤县设市，通过完善撤县设市相关法律和程序来抑制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同时中央政府需要进行高位统筹，明确新时期撤县设市空间设置的功能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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