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六朝时期，经学与文学之间出现了频繁地互动，人们在文学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援用经典事义，并且开始以文学的眼光观照经学元典。同时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壮大，它渐渐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审美追求，并且划分出自己独有的一片疆域，以标区界。其追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背离经学之统摄，所谓“摈落六艺，吟咏性情”，却也因此出现了许多弊病。面对这种景况，刘勰高擎“宗经”之旗帜，号召人们“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 “宗经”之思维导源于荀子，在诸子蜂起、天下淆乱的历史时期，他尊举五经，指出圣人之说、天下之道一归于是，他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学术的走向。扬雄承荀子之说而发扬之，并且开始关注到五经的文学艺术，所谓“五经有辩”“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到了刘勰，他融会荀扬宗经救弊的思维和精神而通其变，盛论五经的文学特性和典范价值，把经学元典的权力场域涵盖至文学苑囿。 刘勰之“宗经”理论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之中逐步营构起来的。首先，他从经学元典中搜罗与文体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通过“原始”“选文”“释名”“敷理”多种途径，建立起经学元典与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另外，他以经学元典作为文学文本展开分析，标举其中的修辞艺术为文学正名，同时以之为指归来规范文学的创作。借由这种论述方式，他隐然确立了经学元典统摄和规范文学、文体的合理权力。而且在创作过程中，刘彦和也在亲身实践他的理论号召：取熔经典事义申明文论观点、融会经辞琐语丰富文论辞采，这种创作实践显示了他“酌雅以富言”而“变通以适会”的深厚功力。 统而观之，刘勰论文而以经为宗具有独特而且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扭转了“励德树声，莫不师圣”的思维定式，而盛论“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由此开启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宗经的历史传统。其“文源于经”和“五经含文”的理论建构，为后世昭示了“禀经以制式”的批评路径，后至者如郝经、黄佐、宋濂、叶燮都是循着这一路径开展文学批评的。而他“酌雅以富言”的理论，是在铨品十代之文后的洞见卓识，他以此号召后进之士“酌雅以弃奇”“任力耕耨，纵意渔猎”，已然开启了隋唐摭六经之英华、复归风雅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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