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盈余管理作为财务会计领域历久弥新的研究话题，一直备受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而由此延伸的盈余管理方式选择问题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盈余管理方式选择是企业管理当局基于特定盈余报告目标和实施成本所进行的动态权衡结果。伴随制度环境变迁、会计监管趋严，盈余管理新形式层出不穷。然而，囿于范式依赖与数据局限，现有研究仍未打开盈余管理方式的“黑箱”，难以反映盈余管理实践的新变化(Bonacchieta1.，2018)。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盈余管理目标来看，主要聚焦于以净利润为目标的盈余管理，鲜有关注对其他利润指标(如，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管理或操纵;其二，从盈余管理主体来看，将合并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忽略了合并公司各构成主体的盈余管理动机、手段以及在合并报表盈余管理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及实践要求，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明确规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仅是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恢复上市和退市程序的重要触发条件，还是影响企业业绩预告发布的重要因素。而且，现实中由于债权人对企业债权的求偿权往往是针对法律主体而非经济主体而言的，为满足信息使用者对单一经济实体的会计信息需求，特别是在母、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债务担保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提供更多增量信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为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行管理提供了依据。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随着企业构成主体的日趋复杂和报表列示的不断变化，如果仅关注合并公司整体层面的盈余管理，将难以呈现盈余管理内部实现方式的细节，更遑论弥合既有盈余管理研究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差距。事实上，近年来资本市场频频爆发的财务舞弊事件愈加凸显了这一事实，以乐视网2016年年报为例，在其合并报表净利润与少数股东损益亏损规模分别为-2.22亿和-7.77亿的情形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却逆势增长至5.55亿，表现不俗。在具体操作上，母公司会通过让非全资子公司承担亏损而实现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行盈余管理，即“拆借式”盈余管理。那么此类“拆借式”盈余管理行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中是否普遍存在?如果存在，其内外部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哪些?综合治理机制又将发挥何种效用?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实证探究。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中是否存在母子公司之间的“拆借式”盈余管理行为，并分别以内部协调成本、互动式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为切入点，考察此类盈余管理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和综合治理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母子公司之间的“拆借式”盈余管理行为既具备其理论可能性，也具有其现实存在性和普遍性——经总市值调整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阈值零点处存在明显的跳跃间断迹象，即落在微亏区间(-1％，0)的上市公司数量比例异常偏低，而落在微盈区间(0，1％)的上市公司数量比例异常偏高。这表明:为避免报告负向的盈余意外，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向上调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此类盈余管理是母公司通过让非全资子公司承担亏损的形式来实现的。此外，当上市公司避免业绩亏损或下滑、盈余达标和融资需求动机越强时，“拆借式”盈余管理程度越高。(2)基于内部影响因素视角，以内部协调成本为切入点，实证检验母子公司地理距离对“拆借式”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子公司地理距离与“拆借式”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母子公司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是影响“拆借式”盈余管理的核心因素，进一步发现，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越低、子公司设立的年限越短时，地理距离对“拆借式”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越明显。(3)基于外部影响因素视角，以互动式信息披露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互动式信息披露对“拆借式”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动式信息披露与“拆借式”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为迎合市场预期，信息互动产生的外部市场压力会倒逼企业转向更为隐蔽的“拆借式”盈余管理。进一步区分信息互动内容发现，囿于信息内容的敏感性，与子公司具体业务经营相关的互动信息会显著弱化“拆借式”盈余管理行为的实施程度。机制检验表明，换手率与分析师关注度在互动式信息披露与“拆借式”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基于综合治理视角，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对“拆借式”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拆借式”盈余管理行为，证实了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的“有效监督”假说。进一步发现，内部控制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这三大要素中;此外，内部控制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业务复杂度较低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组中更加显著。 本文主要的贡献与创新在于:首先，跳出既有研究框架，识别并验证了一种盈余管理新形式——“拆借式”盈余管理，增进了对盈余管理策略演进的认识。目前，现有关于盈余管理方式的研究主要围绕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展开，仅关注于合并公司整体层面的盈余管理，基本忽略了公司不同组成主体的盈余管理动机、手段及其差异，抑或聚焦于具体会计账户的盈余管理或依赖于计量模型，对于盈余管理是如何在企业内部实现的知之甚少(Roychowdhury，2006;Coheneta1.，2010;Dechoweta1.，2012)。本文首次研究了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作为操纵对象的盈余管理行为，突破了现有文献仅从合并净利润视角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形式的固有局限。其次，揭示了通过使非全资子公司承担亏损来调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盈余管理新形式，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盈余管理内部实现方式的“黑箱”。现有围绕盈余管理实施主体的研究对于盈余管理具体是由哪些主体参与、协作实现的鲜有涉及，尽管有少部分文献对子公司个体层面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探讨，但其忽视了母子公司之间的现实关联性(Dyrengeta1.，2012;Bonacchieta1.，2018)。本文发现，通过使非全资子公司承担亏损来调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是母子公司高度协调、配合实现的结果，实现了对已有文献的突破与拓展。再次，丰富并拓展了地理距离、互动式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等方面的文献，为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场景。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以母子公司互动关系为切入点，以“拆借式”盈余管理为落脚点，不仅对地理距离、互动式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再检验，还在新的研究框架下回应了当前有关内部控制在盈余管理治理过程中的“有效监督”和“管控失灵”之争。最后，本文还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政策含义。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而言，关于盈余管理主体、对象及内部实现方式的研究，有助于相关部门更有效地识别盈余管理，在监管政策相机调整和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对日益凸显的盈余操纵新形式进行全面考虑，特别是进一步警惕更为隐蔽的母子公司之间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法制建设。对于企业估值活动而言，“拆借式”盈余管理行为不仅粉饰了母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还掩盖了非全资子公司的真实业绩，使得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并购整合的效果，本研究为投资者更加理性地解读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提供了崭新思路，有助于财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判断公司价值，理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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