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孔子故里曲阜保存有元代碑刻约三百块，其中关于元代施行教化、推广儒学的有近百块，这些碑刻的内容涵盖了修建庙宇、加封追谥、致祭拜谒、赏赐优待、生平记事、书院庙学等诸多方面，对探寻元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对待儒学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探究元代儒学教化情况的重要史料。 官方参与儒家道统谱系的建立，为儒士树立圣贤榜样，是开展儒学教化活动的首要环节。在曲阜元代碑刻中，这一内容主要表现在对儒家先圣孔子、颜子、孟子等的多次祭祀、修缮庙宇、追加封号、优待后裔等方面，延续了自唐宋以来的儒家道统谱系，进一步巩固了孔子、曾参、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四公之学的地位。 庙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是实施儒学教化的主要场所。元朝政府继承了前代的庙学制度，在各地建立庙学，对曲阜孔庙表现出特殊的尊崇，到太宗时更是恢复了每年的释奠礼，曲阜碑刻中关于元时大臣参与庙学释奠礼的记录，突出了这一点。在元代书院兴盛的大背景下，曲阜的书院建设包括尼山书院、子思书院、洙泗书院等，均在政府的提倡和支持下有所发展。曲阜书院碑刻记录了书院运行管理和教学活动的具体情况，展示了元代书院的官学化进程。 从曲阜碑刻中可以看出，在正统的庙学、书院之外，元朝政府还开创社学教育，将农业生产和学校教化结合起来，在广大农民阶层中施行教化；建立蒙古官学，选用德才兼备的儒士作为教授，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教授生员学习汉语、汉族文化和儒家伦理思想，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广儒学教化。 从曲阜碑刻中还可以看出，元朝政府还对教育发展和儒学推广实施了一些特殊的优待政策。首设“儒户”制度，恢复学田制，从政策上、经济上对儒生给予优待，一定程度上为儒学的推广和教化施行提供了外在保障。 曲阜碑刻还反映了元代儒生的部分境况。除出任儒学教官以外，儒生的入仕的方法还包括岁贡儒吏以及延祐二年重开的科举，然而事实上儒吏升迁缓慢，科举更是要维护蒙古人、色目人的利益，汉族儒士大多通过教学向各阶层民众传播儒学，使得儒学教化进入寻常百姓家。 曲阜碑刻所显示的元代推广儒学教化的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元朝政府对曲阜作为孔子故里的特殊待遇，这自然是看重了曲阜在儒学教化和政治统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的特殊存在是元代整体文化政策的一个特例，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元代儒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儒学传承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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