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不仅是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面临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引发的区域环境退化、自然灾害风险，人类制定诸多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对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某个要素存在积极影响，但其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未知。当前，急需辨明政策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以便为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在生态政策的实施下，集水资源短缺、贫困集聚、生态脆弱于一体的典型西北干旱区——石羊河流域下游的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内部要素变化更加剧烈。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生态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性，以及政策的来源多样性、作用叠加性、与其他政策内容融合性、存量性等特征，导致生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解决。鉴于此，本文以石羊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民勤县为例，基于政策文件、统计数据，利用分段线性回归、面板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在分析建国以来民勤县生态政策和社会-生态系统演变阶段的基础上，以压田和造林两项生态政策为例，分析2002-2020年民勤县压田强度、造林强度和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进一步探索压田和造林政策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结果发现： （1）自建国后，民勤县生态政策经历了探索治理阶段（1949-1972）、初步治理阶段（1973-2000）、综合治理阶段（2001-2020），且发生了从生态问题的末端治理、短期治理、将流域分裂成个体的治理到生态问题的源头治理、长期治理、将流域视为整体治理的转变。 （2）2002-2020年，民勤县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泉山区的压田强度最高，沙漠区的最低；坝区的造林强度最高，沙漠区的最低。从空间上看，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总体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其中，压田强度的空间格局保持不变，而造林强度的高值区逐渐扩张。 （3）自建国后，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经历了释放-重组阶段（1949-1972年）：社会、经济功能缓慢提高，生态功能缓慢下降；重组-快速发展阶段（1973-1990年）：社会、经济功能急剧提高，生态功能急剧下降；快速发展-保护阶段（1991-2010年）：社会、经济、生态发展方式寻求转变；保护-稳定守恒阶段（2011-2020年）：社会、经济、生态功能趋于协调发展。 （4）2002-2020年，民勤县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沙漠区最为脆弱，坝区脆弱性最低。其中，暴露度、敏感性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而适应能力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上看，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总体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且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别呈“四周高、中间低”“北高南低”“四周低、中间高”的分布格局。 （5）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的增强均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降低产生积极作用，冲击表现均为“波浪型”变化的负向累积效应。其中，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其自身的影响较大，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而压田强度和造林强度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力总体呈增强趋势。与压田强度相比，造林强度对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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