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汉至唐，京都书写都是一代之文体的经典题材。东汉初年的定都之争为京都赋的写作高潮创造了契机，杜笃最先以赋体抒发定都政治主张，后傅毅、崔骃等也用京都赋进行回应。京都赋创作成就最高的当属班固、张衡。班、张以现实为基础，根据自身的政治诉求对长安、洛阳的形象进行了选裁与再塑造。长安声色张扬、充满活力，处处体现对“物”的崇拜，而洛阳作为德治典范个性多被打磨，偏重人事。东汉京都赋为后世的京都书写提供了重要典范。汉代京都诗虽数量不多，但却对补充丰满京都的文学形象有重要意义。相较赋的堂皇，诗更能具体展现京都广大市民和下层文人的生活、思想，也为之后六朝、唐代诗歌的京都书写提供了丰富滋养。 汉后，骋辞大赋逐渐让位于更灵活、更个性的其他文学形式，天下长达几百年的分裂也不利于京都大赋的产生。左思《三都赋》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保留至今的京都赋作品，在篇章组织、铺张法门、语言表达上都有对张衡《东京赋》的明显继承，不过城市书写的内容较汉时极大丰富。魏晋宏观书写京都的诗歌主要诞生于建安、西晋时期，作品总数不多然而成就较高，前期多写汉末京都之伤而后期多书个体于京都的格格不入。南北朝对峙时，南方诗歌的京都书写常将建康与长安、洛阳三者形象相融。早期尚有清新开阔之作，中后期多轻艳柔靡丽辞，虽诗艺发展，然创作路径趋窄。北朝诗歌数量远不如南朝，却为京都书写带来了新风。这一时期诗歌的京都书写已逐渐完成了宏大叙事与个体抒情言志的结合，赋体京都书写浓厚的政治色彩正逐渐淡去。隋诗则表现出大一统时代的京都书写新气象。 宏观京都书写不再是唐赋的常见题材。崔镇《北斗城赋》乃具有唐新时代特征的律赋，短小精悍，从传统京都大赋章法脱胎而来。虽以颂德为主，但确为科场一流佳作。李庾《北斗赋》是唐唯一可考的京都大赋，自觉效法仿班、张，政治思想有一定进步意义，体现了晚唐士人的忧世之心，不过艺术成就不如前人。唐代诗歌书写京都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初唐书写京都者多为宫廷诗人和以四杰为代表的中下层文人，虽六朝习气未去，但已作新声。盛唐诗人的京都书写高潮在安史乱中及乱后，李杜等的作品纪实倾向增强，对两都经乱的惨象与李唐盛衰之变多有反映，艺术成就极高。中唐诗歌的京都书写中既有刘禹锡、白居易等分司东都官员的闲适之情，亦有如孟郊等的寒士之悲。晚唐杜牧、许浑多以怀古伤时为京都书写主题，作品笼罩于浓烈的末世哀伤中。亲历唐末战乱的韦庄还有不俗的写实叙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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