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新时期下，巩固已有脱贫攻坚成果的侧重点将转移至游离于城市贫富边缘线之外的相对贫困群体。而贫困的内涵不仅局限于单一的物质贫困，同时也涉及教育、健康、生活等多个维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和精准扶贫战略均体现了对贫困多重内涵的深入理解，由此更加需要从多维角度对相对贫困进行有效识别。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普惠金融减贫提供了新的支撑，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相比传统金融服务覆盖面广、交易成本低、风控能力强的优势明显，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陕西省自然环境较为严峻，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对贫困现象的发生，扶贫工作成本高、难度大，容易出现返贫致贫问题。因此，研究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相对贫困现状，探索多维视角下的相对贫困标准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围绕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相对贫困现状，基于CFPS数据和宏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熵权法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相对贫困减缓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相对贫困的间接效应。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的研究结论： （1）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持续提高，各地市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初始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增速更快；（2）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状况有所缓解，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缩小，农村其他生活维度指标持续改善；（3）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子维度中覆盖广度有效地减缓了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而使用深度造成了多维相对贫困趋势的扩大；（4）数字普惠金融除了直接作用于农村相对贫困外，还可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农村相对贫困。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2）提升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金融素养，加强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建设；（3）完善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加快构建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4）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缓解相对贫困的优势，建立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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