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过去四十多年，中国通过“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依靠生产要素价格优势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新常态下，传统依靠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粗放型、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为了实现我国发展方式的调整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这也对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受产业变革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增强。因此，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总结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分别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制造业创新效率相关内容进行充分研究，但较少有直接关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关系的研究。且现有研究大多将创新视为一次投入产出过程，本文则将创新过程划分为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在梳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测量了制造业各行业、各环节的创新效率水平，并利用2011-2020年28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情况进行检验。 本文首先梳理了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界定了生产性服务业、创新效率的内涵，归纳了创新价值链理论、制造业服务化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环节进行分析，梳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创新的三种渠道：资金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实证部分，从贸易和FDI发展情况及其限制指数多角度、多方位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现状，随后利用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对2011-2020年间制造业细分行业不同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选取变量构建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于制造业研发创新环节和成果转化环节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创新环节的促进作用略大于成果转化环节。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除金融业外，其他四类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研发创新效率，而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均能促进制造业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高技术制造行业研发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略小于对低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制造行业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对低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方面，在研发创新环节，政府支持力度对制造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成果转化环节，企业规模、金融支持力度均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对高技术制造业影响较大，金融支持力度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较大。最后，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开放；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积极推动构建“官产学研金”协同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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