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遇到的主要瓶颈是金融制约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排斥、成本约束、交易风险三个方面。普惠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我国金融供给水平，适度减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遇到的资金约束难题，但受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等问题限制，其仍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金融供给不足与需求量大的矛盾，从而导致不少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产品及服务。得益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它以底层技术为基础支撑，具有降低信息壁垒、减轻交易风险等独特优势，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虽为我国解决金融制约问题找到新的路径，但它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是否能如我们预期那样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果能，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影响效果是怎样的？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加以深究。 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显著优势深入探究其能否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从国内外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关背景，对比数字普惠金融相关背景，归纳总结现有相关文献的主要结论及不足，从而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第二，界定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概念，总结相关经济学理论。第三，系统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风险管控能力、金融交易成本、金融覆盖范围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并进一步分析其通过资产积累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三条路径产生的作用机理。第四，整理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体系，分析其发展特点；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运动轨迹，指出其存在的困境；进一步分析不同阶段的数字普惠金融综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状。第五，以2011-2018年我国26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2104条面板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发挥其显著优势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其各维度的作用效果不同，仅覆盖广度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暂无明显效果；不同业务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按大小排序依次是保险业务、支付业务、信贷业务；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规模城市的作用效果也存在明显差距，中小城市大于大城市。第六，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夯实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活动，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及服务，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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