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制造业的发展成绩斐然，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也逐步提升，为中国经济的跨越式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也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受重创，酸雨、温室效应、雾霾爆表等问题频发。因此，强化环境治理变得迫在眉睫。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步入全方位多层次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将被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转变制造业的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是一种对环境或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进行社会规范管理与防卫的工具，这对制造业企业来说既是一种压力，也会成为倒逼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动力。生态文明的建设，关系到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临资源瓶颈、经济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十八大后党中央在环保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环保政策，推动生态保护的决心之大，叠加2016年后以“三去一补一降”为切入点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诸多的限制措施使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也直接影响中国治理转型目标的实现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步入全方位多层次新常态，地方经济同时面临治理转型和绿色转型的双重压力，那么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此来加速治理转型，对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本文的落脚点意在阐述在制造业发展遇到严重环境瓶颈的大背景下，环境规制、治理转型与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应对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为着眼点，系统地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上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规制与治理转型二者的激励配合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原理。政府应努力创造一个自由的、公平的竞争环境，积极改善现有的市场主体结构，这对于实现制造业的绿色发展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强阶段性和区域异质性。其中，环境规制总体强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异质性环境规制水平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在2009年有了一个快速提升，而市场激励型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则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分布态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同时，在资本存量、研发水平、工业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相比而言，地方在实施环境规制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需要更高的研发条件才能发挥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更好地推动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需要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发挥更好的推动作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介机制是存在的，即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高耗能产业比重、提升生产效率，并推动了当地的制造业绿色发展，其中“结构效应”的中介机制表现得更强。地方政府在实施三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时均倾向于采取相互模仿的政策，而这种模仿政策抑制了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进程。结合全国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治理转型和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问耦合度与耦合协调的持续上升，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趋势正处在逐步增强的过程中。治理转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产生了正向激励的复合效应。虽然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主效应不显著，但只有在治理转型程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才能有效发挥。此外，治理转型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加快突破式创新、减少资本市场错配推动当地的制造业绿色发展。 以实证结果为参考，在借鉴美、日、德三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选择、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激励配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以及制造业生产的生态环保意识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主动权，不断增强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可以有效推动中国的制造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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