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以小搏大取得胜利后，开始在学校教育方面影响中国。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之际被迫制定了“借法日本”的变革战略，在被动的历史境遇中寻求主动的发展道路，借助派遣官绅赴日考察学务与倡导学生东渡求学，以寻救亡图存之“良方”。随着中日教育交流的深入，日语翻译人才的培养一时被奉为经邦纬国的重要举措，于是京师同文馆东文馆得以增设，并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日语教育的帷幕。 应时代所需，中日人士通过办理日语专门教育机构、设置日文科或开设日文课来促进中国学校内日语教育的发展。同时，因晚清将日语视为一种拯救民族危亡的“应急性”措施而被打上“日语工具论”的标签，衍生出“和文汉读法”与“速成法”等具有强烈感性认知色彩的日语学习法，使日语教育深陷“急用先学”的“译学中心”牢笼。进入民国后，在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的赴日考察学务和留学政策逐步加强了对东渡人员日语水平的查验，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语教育的发展。鉴于日本的国际军事实力远不如“老牌”的欧美国家，加之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现，使中国国内涌起了“排日反日”热潮，日语教育逐步退居为第二外国语并日渐边缘化。此时，设有日文科的教育机构己是极为罕见，开设日文选修课则属常态。日语教育在“通识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将“复合型日语”人才的养成作为教育目标。又因这一时期军阀混战致使政局不稳，各高等教育机构在日语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学生招录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令日语教育又呈现出多样化和灵活性等特点。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为中日教育交流活动掺杂了大量非正常因素，且南京国民政府在放任与反抗的对日政策中举棋不定，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日语教育表现出“民族性”与“工具性”相互交织的矛盾样态。而民族观念既已觉醒的青少年却愤起抗日，他们本着“知己知彼”的心态开始全面研究学习日语，仅30年代就有《日文与日语》等与日语学习相关的10种杂志!在日语教育中，北京大学率先垂范，创建了东方文学系开始进行专业化的日语教育活动。好景不长，该系在存续的8年间共培养7位日语专业人才后，即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再次重返选修课“位置”。不限于国民党统领下的日语教育，中国共产党也适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抗日红军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日语训练班等高等教育机构内开展日语教育活动，以战时所需的日语翻译人才作为培养目标。此外，日军还于沦陷区和伪满洲国大肆推行具有奴化性质的日语教育，使其服务于日本法西斯的政治和军事侵略目的。日军将日语教育视为培植侵略中国尖刀兵的重大举措，希望通过同化主义语言政策来实现殖民中国并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阴毒企图。 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日语教育理念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师资队伍实现了由借才异域到国人自任的逐步转变，学生招录政策逐渐科学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日语学习教材日趋合理，灵活多变的教学活动与一般性凸显的学生管理与考核制度等，都是近代中国的日语教育的特色之处。同时，日语教育在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与汉译图书出版业繁荣、推动我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因日语教育活动对学生的考核体制“新旧杂糅”、日语功利化色彩过于浓厚，以及日语教师队伍存有出卖国家利益或摧残民族文化的汉奸等消极因素，致使教育效果喜忧参半。又由于日语本身在传播日本文化方面具有的潜隐性能使其隐秘地传播侵华的奴化教育思想，使民族意识不坚定的青年逐渐“潜化”成日伪所需的“汉奸”群体。总而言之，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日语教育与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呈正相关关系，全面理性科学地开展日语教育活动是近代我国培养日语人才的窾要所在。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