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展素质教育”“解决课外负担过重问题”“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实行素质教育，主张减轻学生的课外负担，有利于学生自由发展。但是，2016年CFPS基线调查数据显示，有30%多的学生仍然在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这导致在社会现象层面各种教育补习机构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如“学而思”“新东方”等大型社会教育机构。在教育减负理念下，这种课外补习班和社会教育机构的反弹式增长，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现有研究表明，一方面，课外补习班有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并对正常的义务教育和社会流动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接受课外补习也不一定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甚至还会降低他们的学业成绩。比如：基于父母的教育期望以及补习班同伴的优秀表现，参与课外补习班的学生反而有可能厌学，不利于其学业改善。 从课外补习班出现和普及的原因出发，本文认为，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对优质学生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这构成了社会教育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小升初阶段，为了争夺优质生源，各类学校纷纷采取了自主招生和提前优录的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其招生依据的核心仍是传统的“应试能力”。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各类学校都主要是以学生的在校成绩以及包括竞赛、特长在内的各种证书、考级等作为招生依据。结果是，应试能力在中小学升学竞争中尤为重要，相对而言素质教育政策满足不了这种升学过程中的应试能力训练需要。由此，对优质资源的竞争由体制内的学校教育转到体制外的社会教育，这促进了课外补习班等社会教育的快速发展。 从家庭课外补习行为出发，本文借鉴期望理论、参照群体理论和消费理论，在成本收益框架下，分析了家庭课外补习的期望收益、支出成本等内容，探讨了家庭课外补习行为的决策机制。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本文基于期望理论讨论了家长所希望获得的收益，基于消费理论讨论了家长的教育消费倾向。这样，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会从校内转移到校外，优势阶层的子女不仅有可能获得更优质的学校教育，而且还可以获得优质的社会教育。所以，培优性质的课外补习班就成为优势阶层维持教育优势的又一个通道，这是教育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机制。 本文研究相关文献后，由此建立了一个家庭课外补习行为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补习费用支出受家庭收入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课外补习费用与收入水平同方向变化，收入水平提高，课外补习花费增加，反之课外补习花费随收入的下降而减少。家庭的课外补习费用与预期收益也同方向变化，预期收益提高，课外补习花费增加，反之课外补习花费随预期收益的下降而减少。在课外补习花费愈来愈多，预期收益渐渐变小的状况下，上课外补习班已经弊大于利。此外，家庭的教育决策还受参照群体效应影响。最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本文实证分析表明，目前在社会教育市场上家庭课外补习行为确实受到家庭经济预算的显著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 因此，为了纠正课外补习现象的过快发展，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境，必须转变上述家庭教育消费行为：第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可以通过政策指引和舆论传递，帮助家长树立合理的人才观，理性对待孩子的成长与成才。第二，提高学校教育水平。提升老师教学质量，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也是抑制家庭课外补习行为的有效措施。第三，规范校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应联合有关部门全方位地监管课外补习班等辅导机构。第四，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社会的人才观念要逐步从“唯学历、资历”向“唯能力”转变，由此逐步转变家长和社会的育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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