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保持着长期高速增长，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繁荣。虽然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规模急剧扩张，但其资产配置模式仍存在较大失衡。许多家庭因思想观念、收入水平等原因不愿意参与到金融市场中，这导致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家庭资本市场参与的步伐并不一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率过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有限参与”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日益增大，这进一步影响了个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及行为选择。而这一系列的影响又会带来个体情绪和收入水平的变化，进而影响家庭资产配置模式。因此聚焦于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倾向和意愿，深入探讨个体工作压力对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对于提升资本市场效率、促进家庭财富积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2018年数据，深入探讨工作压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广度和深度的影响特征和作用机制。首先，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其次，本文将由熵值法所获得的工作压力综合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并进行相关的稳健性检验。再次，本文引入收入水平和消极情绪作为中介变量，以考察工作压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路径。最后，本文对样本总体根据性别、教育水平及财富水平进行分组回归，以考察可能存在的异质性问题。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1）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广度和深度会受到工作压力水平的负面影响。个体工作压力水平越高，其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广度和深度就越低。（2）工作压力会通过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和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其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广度和深度。一方面，高工作压力会降低个体的工作收入，而个体工作收入减少会降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积极性和持有量。另一方面，高工作压力会促进个体消极情绪的产生和累积，而消极情绪过多会抑制个体进行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3）工作压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在性别、教育水平以及家庭财富水平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工作压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负面影响在男性财务决策者、高教育水平以及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明显。 本文创新性地从工作压力这一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其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丰富了家庭金融的研究内容。在指标构建方面，本文充分考虑个体工作中的压力源，引入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两种客观赋权法合成更细化的工作压力综合指数，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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