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在国家政策推动、产业发展联动、龙头企业带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背景下实体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装备制造企业转型面临着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双端挤压”的发展困境,同时还存在产品利润率不高、增长缺乏活力等问题。纵观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数字+制造”的发展模式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方向,数字化转型成为装备制造企业将外部压力内化为动力的必然选择。因此,研究数字化转型对装备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能够为装备制造企业探寻合适的绩效提升路径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数字化创新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选取2011-2019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的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以数字化转型程度为解释变量,装备制造企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因子分析法从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进行测算,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和装备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所在区域、所属行业和所有制等因素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来看,数字化转型对装备制造企业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从传导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进而提高装备制造企业绩效。第三,对不同地区、不同细分行业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装备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分行业而言,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分行业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绩效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略大于汽车制造业等分行业;分所有制而言,非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绩效,而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在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中介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