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了解老年人童年期不良经历(ACEs)发生情况及其对健康状况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为ACEs的防控，老年群体的健康促进提供依据，进而缓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压力。 方法： 收集2014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5387名年龄≥65岁老年人相关数据进行ACEs发生情况及其对健康状况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影响的分析。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x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和问卷调查质量选择以下七种具有代表性的不良经历:身体虐待、情感忽视、家庭破碎、父母精神障碍、家庭成员物质滥用、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差，同时将累积经历作为不良经历强度指标，分为1-2种、3-4种、5种及以上。 结果： 在5387名老年人中，有ACEs者4288人，ACEs发生率为79.6％;其中，家庭成员物质滥用50.7％ (2733/5387)、父母婚姻冲突33.9％ (1828/5387)、身体虐待27.4％ (1480/5387)、情感忽视27.1％ (1465/5387)、亲子关系差23.1％(1248/5387)、父母精神障碍21.4％ (1153/5387)、家庭破碎0.9％ (49/5387)。5387名老年人中，自评健康差3929人(72.9％)，患慢性病2518人(46.7％)，ADL受损1288人(23.9％)，存在抑郁1862人(34.5％)，存在认知障碍1573人(29.1％)，门诊服务次数高75人(1.3％)，发生急诊服务利用41人(0.7％)，发生住院服务利用1052人(19.5％)，健康体检2453人(45.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老年人(85岁及以上)发生自评健康差风险低于年龄较低(65-74岁)老年人，性别、年龄(75岁-)、婚姻状况、居住地、饮酒行为、家庭成员物质滥用、父母婚姻冲突、身体虐待、亲子关系差、父母精神障碍;居住地是老年人患慢性病情况的保护因素，年龄(75岁-)、活动锻炼、吸烟行为、饮酒行为、父母婚姻冲突、身体虐待、父母精神障碍、家庭破碎;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老年人ADL受损的保护因素，性别、年龄、民族、居住地、活动锻炼、日常社交、饮酒行为、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差、父母精神障碍、家庭破碎;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老年人抑郁情况的保护因素，民族、居住地、身体虐待、情感忽视、父母精神障碍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和活动锻炼为老年人认知情况的保护因素，性别、年龄(75岁-)、居住地为老年人认知情况的危险因素;民族和家庭破碎是老年人急诊服务利用的危险因素;性别和居住地是老年人住院服务利用的保护因素，年龄、活动锻炼、饮酒行为、父母精神障碍、家庭破碎是老年人住院服务利用的危险因素;性别、年龄(65-74岁)、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无家庭成员物质滥用是老年人健康体检行为的保护因素，民族、居住地、日常社交、父母婚姻冲突是老年人健康体检行为的危险因素。累积经历作为ACEs的强度指标，3种强度的累积经历均是老年人自评健康差的危险因素，具有3-4种和5种及以上时是老年人患慢性病情况的危险因素，具有3-4种时是老年人ADL受损的危险因素。 结论： 老年人群中ACEs发生率较高，并且ACEs和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之间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影响该人群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重要危险因素，对老年人躯体健康状况而言，身体虐待、情感忽视、家庭功能不良的ACEs都存在影响作用，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受到情感忽视、家庭功能不良的影响，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仅受家庭功能不良的ACEs影响，累积ACEs作为不良经历的强度指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作用，尤其是自评健康差、慢性病患病情况以及ADL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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