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化理论化引进西学第一人。在与西方各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对比下，严复所身处的近代中国孱弱不堪。为谋求国家富强，严复不得不将眼光放到西方，特别是当时最先进的英国，通过翻译西方进步思想的著作，向国人介绍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他翻译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都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振聋发聩的声音，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竞争意识。他的翻译不只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英文原著的思想，同时也是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在其译著中，严复采取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语言逻辑和句法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著进行的意译。同时严复还增加了许多原著所无“按语”，如他在《原富》中增加了约三百多条代表个人观点的按语。因此，这些译著不仅有原著作者的思想精华，也有严复本人的真知灼见。通过对当时西方思想界流行的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思想的绍介，同时结合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批判融合，严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严复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这些先进的思想观点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伦理转型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持。 本文是从近代经济伦理转型的角度出发，考察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基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人们的经济伦理思想观念有待更新，严复融合中西，为近代中国重铸了一套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的经济伦理思想观念。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经济自由主义。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市场中一切经济活动都有自己的秩序，外在干预会破坏这种自然秩序的平衡，适得其反。他主张经济上放任自由，鼓励自由竞争，政府作为社会分工中民众推举出来的代表民意的管理机构，不应强行干涉市场秩序，只要顺应经济领域的自然秩序，市场自会调节供求平衡。严复指出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本末观念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一方面严复承认传统的本末观念的合理性，认为农业固然是经济之本，但另一方面严复坚称工商业也是财富之源，只有本末兼重，才能使经济稳步发展。与重视自然秩序的合理性相一致的是，严复认为政府不应强制干预人民的就业选择，行业不分尊卑贵贱，应尊重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自由。 严复借助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论证了交易行为中求利动机的道德合理性，使得人们的获利冲动获得伦理上的正当性。他既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主张“人道以苦乐为究竟”，又欣赏墨家“兼爱”思想，赞扬“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奉献精神。他兼顾和结合了中西两方伦理道德观，将义利关系统一起来，提出了“开明自营”的义利观，提倡人们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积极逐利。求利动机的道德合法地位得到确认后，作为满足欲望的消费行为的合理性也随之得到实现。严复批判传统主流的重俭黜奢的观念，认为这种奢俭观压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无法得到实现，制约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近代中国生产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消费过于节约不利于财富的流通，因此他提出了节俭应“有所生、有所养”的观点，他认为节俭的目的就在于人们能够把从消费中节省下来的财富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去，从而实现扩大再生产，达到财富增殖的目的。严复鼓励人们积极消费，用消费来刺激生产发展，但他提倡的是合理消费，排斥过度消费。 一方面，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由于其理论依托是具有独创性的天演哲学，从而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另一方面，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使得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中国特色。这种中西合璧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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