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甲午战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帝国主义僭越野心愈发显现，国家民族深陷空前劫难。在朝野上下基本形成“势必改革”的共识后，变法革新成为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重要出路。 作为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普通的一员，邓华熙的出场并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带来轰动的政治革新思潮。邓华熙看似属于“未通时变，久习因循”的“保守派”，实则在时局的动荡中不断自我省思，摸索前进，经历从埋首故纸堆、恪守孔孟之道的清流转变成“且随革新持大体”的维新实干家。邓华熙从一名处于中下层社会的文人士大夫转变成掌握地方核心权力的上层官僚士大夫，其思想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仕宦经历而演进。戊戌变法期间，恰逢邓华熙就任皖抚，主政安徽事务，在徽宁池太广道袁昶、学政李应珏及藩臬两司和地方士绅的鼎力支持下，积极响应并落实清廷戊戌新政的诏令，施行以“添学堂”“兴商务”“练新兵”“开桑园”为核心的地方改革，成为安徽近代化早期的奠基人。这些政令的实施，正是戊戌变法在地方上普通但又不普遍的尝试。正如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的奏折《请明赏罚以行实政折》中所说，安徽的戊戌新政在全国范围内是继湖南、湖北、四川、浙江之外，一个落实政令较好的省份。这样的尝试对开启民智、思想启蒙有不容小觑的作用。安徽也正是自邓华熙主持皖政时起，才有了安徽第一所新式高等学堂——求是学堂、第一所新式军事学堂——武备学堂、第一家造币厂——安徽银元局、第一家农桑公司——安庆日新蚕桑公司、第一部电话、第一家电厂等。可以说，邓华熙是安庆近代化发展的具体实施者和实际主持者。因其对当时作为安徽首府的安庆做过重要的贡献，成为安徽近代化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邓华熙在晚清变局中角色多变。有学者认为他骨子里带有清流之气，也有人将其归为“洋务派”，更有被“维新派”引为“同调”，立宪派的材料中也有他的名字。邓华熙与时俱进，从一名普通举人到兴办洋务的封疆大吏，再到大力推行戊戌新政，晚年致力于民主宪政，最后顺应潮流，拥护共和，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步调一致。主政安徽时期，是邓华熙仕宦历程中功绩卓越的阶段。考察戊戌变法期间的地方因应可知，皖抚邓华熙对戊戌新政的回应既是晚清变局中普通官宦阶层在动荡的朝局中夹缝求生的时代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过程的侧面反映，更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见证。邓华熙身处近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人、其事、其时、其势具有典型性，因而是研究戊戌变法时期地方官僚心态转变的极佳案例，亦是管窥戊戌变法宏富历史的一面镜子。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