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虽饱受摧残然弦歌不辍。为动员全民族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民族国家，在战前整顿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教育部除通过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党义、国文、军事训练、第一第二外国语为大学必修科目外，其他课程主要由各大学自主设置。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及教育家等指出当时大学课程存在过于依赖国外、巧立名目等问题，建议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造。此后，教育部长朱家骅、王世杰先后对大学课程进行调查，先后于1932年发表《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1937年发布《全国各大学分系课程比较表》，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基于教育的发展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同时对大学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抗日战争爆发时发布通令要求各大学加入战时特种课程；其次，1938-1939年间，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主持下，统一了全国大学课程；最后，于1944年对全国大学课程进行了修订。抗战期间的课程改革，尤其重视实科的发展，构建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本土化课程体系，使高等学校课程设置从无序走向有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战时高度统一的课程暴露出其过度重视实科，导致文理科畸形发展与呆板而缺乏伸缩性的缺点。因此，教育部又对大学课程做了减少必修学分、重点扶持文法、外语等课程的修订。 本研究选取国立浙江大学作为个案考察，探讨国立浙江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实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做的课程改革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在教育部改革大学课程的过程中，浙江大学积极签注意见，建言献策。在教育部统一全国科目表以后，浙江大学按照部颁实施要点切实施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广博精深兼筹并顾，理论实验相辅而行。概括来说，抗战时期的课程改革，是在统制与自由，和中化与西化两种对立的夹缝中探索前进，最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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