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桐城派古文家陈用光（1768-1835）。其先后师从鲁九皋及姚鼐，为文兼取新城、桐城两家法，形成了自己的古文风貌，被许为鲁九皋之后江西能为古文者;其诗歌逊于古文，但其题画诗、赠别诗、行旅诗亦可见文坛风尚、文人心态及其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应该得到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关注他对于桐城派传播的影响，其作为创作主体的特征未能得到应有的观照。鉴于此，本文将陈用光家世、生平、交游、文学创作进行整合研究，重视从陈用光的经世追求切入其古文创作，用文坛风尚、文人心态、人生经历变化解读其诗歌创作，揭示其古文特征和诗歌风貌。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对陈用光的家世、家风与科举、仕宦经历进行全景式概述。其家族具有好义乐善、严肃纯厚的家风，恪守宋儒之说的家学，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用光科举与早期仕宦之路皆不顺畅，八次乡试才得中。为官后，前后几二十年为编修未得迁转，其经历展现了以科举、仕宦维系家族传承的读书人可能遭遇的困窘，具有代表性。但他立身有本，不以境遇之艰易其操守，终得道光帝赏识，官至侍郎，两度出为学政，所至处以化风俗、正士习为念，其行、其遇在以经世为念的士大夫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章还对在南京图书馆发现的“太乙舟集外文”，2011年拍卖会上发现的钞本《太乙舟时文稿》进行了重点研考，为下一步对陈用光诗文作品作批评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考述陈用光的师承及交游活动。通过师承考述明确了陈用光在鲁九皋和姚鼐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德性粹正”的品格;建立了以程朱理学为主又吸纳汉学考据的治学格局;确定了重实用、重质朴亦讲求文章技艺的为文方向。通过考述陈用光与京城文人交游，揭示了其经世意识、学术意识的发展成熟过程。通过考述陈用光与姚门弟子交游情况，揭示其在增强桐城学人群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以陈用光的古文为中心，研究陈用光的古文观念及古文创作。陈用光的古文观与其经世致用思想关系密切，他将古文视为经世的重要践行方法，而古文作者的德行则视作古文之本，认为考证可以助力古文创作。陈用光的古文自具特色，其奏议文能“建深远之论”，以“切实有用”为追求，呈现“辞明而理举”的艺术特点;其“记”体文内容丰富，在事件的记录中包含“正人心，厚风俗”之指向，有宽厚广博之思;艺术上，表达丰富，语言质朴又不失雅洁，在陈用光各体文章中属文学性较强者。其传记文特别关注传主与践履道德相关之事，同时借写传主遭遇将经世理念加以形象化，对传主与宋学相关的事迹给予特别强调，以凸显宋学。在以传达义理为侧重的传记文中用简笔叙事，结合议论和对比评析以明晰义理。 第四章以陈用光的诗歌为中心，探讨其诗歌思想、诗歌创作。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陈用光对于诗歌的地位、价值、功用有自己的思考，其言诗歌的地位，有“诗也者，文之余事”之见，与历来文人的认识有所不同，体现出其重文轻诗的古文家才有的诗学观;对诗歌功用的认识与儒家诗学的政教传统相一致，更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主张诗歌为政治服务。诗歌创作方面从诗作题材数量的分配、与文坛风尚的关系以及映现作者创作发展变化性几个方面考量，选择最具代表性的题画诗、赠别诗和行旅诗进行具体考察，发现其题画诗异于传统的题画诗表现惯例，对画面、画境、绘画技法关注减少，更多传达的是自己的志节信念，交游功能明显加强，可谓乾嘉时士大夫绘图纪事、以图请题诗文的交往方式影响下的产物;其赠别诗多为官之后所作，赠送对象是官员身份的数量最多，内容上表达离情别绪外，往往言政治治理之事，诗体上各体均有，而古体占极高的比例，表达方式以叙事言理为主;其行旅诗或展现山水风光，或咏史怀古，或表达对民生的关注，丰富了其诗歌样貌，基本达到“江山之助，笔力雄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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