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丑闻事件频发，引发监管层、学界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证监会及国资委等2020年公布一系列对股权激励中业绩条件设置的工作规定，这些规定对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影响备受各界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附业绩条件的股权激励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变化、业绩聚集情况下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本文以2007-2020年进行股权激励行权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整理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行权业绩条件，并结合公司实际业绩计算出“业绩完成率”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结合样本分布，考察不同业绩完成率下企业股权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以及分类盈余操纵的相关关系。随后，运用工具变量法、PSM与渐进DID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变更样本区间对其稳健性进行检验。其次，本文重点研究业绩聚集情形下探究公司产权性质在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异质性特征，并探究股权结构、现金分红以及外部监督在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行权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显著增加。当业绩完成率低于100％时，公司三种盈余管理行为均无明显变动。当业绩完成率处于100％-200％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减少，分类操纵显著增加，当业绩完成率超过200％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增加，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显著减少，这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差异性影响;从公司产权性质来看，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公司高管分类盈余管理正向影响，国有企业则存在少量的正向应计盈余管理情况;央企的股权激励与三种盈余管理行为均无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在业绩聚集区间，即业绩完成率处于100％-200％的样本中，管理层持股比例变动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遮蔽效应;但其中管理层减持在两者关系中承担放大效应的作用;股权集中度在股权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公司现金分红发挥强化作用。外部监督环境中只有分析评级高的审计师事务所才能够对企业的盈余管理形成有力约束。 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监管及投资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提出了完善财务监管建议与识别盈余管理风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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