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实际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3.76亿，人口主要聚集于特大、超大城市，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近年来，数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的无接触特征及新冠疫情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人口集聚理论的重新思考。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和人口集聚的文献，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及测度、人口集聚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等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的不足，进而提出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创新性地将数字经济引入人口学研究中，拓展了人口流动的研究边界。此外，本文对数字经济、人口集聚中涉及到的人口流动及人口迁移等概念进行界定，通过总结和梳理与集聚有关的经典理论，为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测度分析部分，本文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运用地区人口密度与全国人口密度的比值表征人口集聚度，对数字经济和人口集聚度进行了合理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区域差异较大，31个省份数字经济指数的平均值为1.626，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平均值，其它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口集聚度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有14个省份属于人口密集地区，12个省份属于人口均值地区，5个省份属于人口稀疏地区。 再次，在实证分析部分，探索性空间分析中莫兰指数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直接效应方面，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本地人口集聚。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数字经济对其它地区产生人口“虹吸效应”。进一步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结果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仍为负值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在长期效应中，数字经济对人口集聚的总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因此总体来看，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数字经济对人口集聚的影响都呈现出扩散效应。 本文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在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分析框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对本地人口集聚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在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分析框架下，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会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数字红利”，数字经济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人口集聚影响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减小人口集聚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当城乡收入差距超过门槛值1.8633后，数字经济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作用会显著扩大。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考虑空间异质性规律，解决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多措并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等政策建议。最后提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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