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暴露与讽刺”是一场发生在四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它由1938年张天翼发表在《文艺阵地》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而起。这篇小说率先刻画了一个抗战初期工作中不干实事空喊口号的人物形象，暴露和讽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黑暗面和问题。引起了抗战文学要不要暴露和讽刺、需要怎么样的暴露与讽刺、如何通过提高暴露与讽刺的艺术水平而更好地为抗战服务等讨论。这些问题与现实主义紧密相关，体现出四十年代作家在调和现实主义客观真实性和主观性（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上的探索和努力，而这些在现实主义上的探索是从“五四”后一直承接而下的。 第一章梳理了现实主义在“五四”启蒙思潮中的引进和认识，鲁迅现实主义的平衡和他对讽刺理论的建构，以及三十年代在革命现实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人立足于文化批判立场，引进了“写实主义”，但此时的写实主义更多的指向一种正视现实的精神和人生观。在新旧对立的启蒙语境中，写实主义（或易卜生主义）聚焦于暴露旧社会的制度和道德文化缺陷，强调个人对现实的批判，而相对忽略了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意义。基于此，茅盾在1922年提倡以自然主义的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的技巧，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写实主义。 鲁迅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性和“为人生”的启蒙主观表达上达到了很好的平衡，主要通过“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讽刺手法来完成。革命现实主义不满于这种较为含蓄且理想性较弱的“旧写实主义”，主张建设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提倡者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上较为浅显，不注意革命的客观写实，存在“浪漫的幼稚病”问题。 第二章讨论“暴露与讽刺”论争的发生，考释“华威先生出国”事件中的叙述错误。即将译载《华威先生》的杂志错表为《改造》，实际上应该是当时日本另一本性质有所差异的《文艺》杂志。“暴露与讽刺”论争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在抗战时期的思考，即如何坚持客观写实的文学品格，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并在理论和创作上实践了塑造反面典型及坚持宽厚的讽刺的提倡，形成了蔚然的讽刺文学大潮。 第三章阐述讽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国统区与解放区环境下需要的不同考虑及不同发展。“讽刺”是一种艺术手法、修辞技巧或文学体裁，广泛地来说，它由作者愤怒、憎恨、嘲笑等否定的情绪出发，曲折隐蔽地表现作者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讽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训谕性”和倾向性。因此，解放区的暴露与讽刺文学需要特别注意立场及对象的把握，在创作上也显示出适应于自身环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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