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肝脏动脉强化分数（ArterialEnhancementFraction,AEF）是一种可以间接反映肝动脉灌注占肝脏整体灌注比例的类灌注参数。本研究旨在观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的AEF在药物洗脱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Drug-ElutingBeadTransarterialChemoembolization,D-TACE）治疗前后的变化，比较AEF在各临床及影像特征亚组中的差异，进而利用AEF构建D-TACE治疗后早期进展的疗效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0月至2021年3月间于我科首次接受D-TACE治疗的HCC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根据肝脏CT动态增强扫描数据计算病灶AEF。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治疗前HCC病灶AEF（AEFpre）与治疗后残余肿瘤组织（AEFpost）的差异；各临床及影像特征亚组间的AEF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事后多重比较结果的p值采用Holm-Bonferroni法校正。AEFpre与病灶直径的关联强度以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r）表示。 符合研究标准的患者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队列及验证队列。D-TACE疗效评价参照mRECIST标准。“早期进展”的定义为治疗后6个月以内出现疾病进展（ProgressiveDisease,PD）。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治疗后早期进展的独立风险因素。分别构建包含和不包含AEF的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不同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UnderCurve,AUC）、净重分类改善度以及综合判别改善度。模型校准度采用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及校准曲线进行评价。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CurveAnalysis,DCA）用于评价模型的临床效用。最后在验证队列中对各模型性能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①研究纳入144例符合标准的HCC患者。除ChildB级患者的AEFpre显著高于A级患者以外（p=0.016），AEFpre在其他临床及影像特征亚组之间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均大于0.05）。AEFpre与病灶直径没有统计学相关性（r=0.06,p=0.449）。 ②AEFpre与AEFpost在病灶数目≥3个、肿瘤边界模糊、双叶受累、存在大血管侵犯以及疗效为PD的患者中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均大于0.05），其余患者的AEFpost均显著低于AEFpre（p值均小于0.05）。对于AFP＞400ng/ml、病灶数目≥3个、双叶受累、存在大血管侵犯、疗效为疾病稳定（StableDisease,SD）和PD的患者，其AEFpost显著高于其他（无上述表现）的患者（p值均小于0.05）。 ③随机分组后训练队列（n=101）有58例（57%）患者发生早期进展，验证队列（n=43）中有26例（60.5%）发生早期进展。AEFpost单因素模型、影像特征模型和AEFpost-影像特征综合模型在训练队列中的AUC分别为0.785、0.821、0.866，验证队列中的AUC分别为0.790、0.553、0.774。校准曲线与拟合优度检验显示AEFpost单因素模型和AEFpost-影像特征综合模型在两个队列中的一致性较好（p＞0.05），影像特征模型在训练队列中的一致性较好（p＞0.05），而在验证队列中的一致性较差（p=0.019）。综合模型较影像特征模型的净重分类改善指数为0.14（训练队列）与0.26（验证队列），综合判别能力提升9.5%（训练队列）与20%（验证队列）。DCA表明AEFpost-影像特征综合模型在训练和验证队列中的净获益率均大于影像特征模型。 结论：①D-TACE治疗前HCC病灶的AEF仅与Child分级相关，而与门静脉压力、AFP水平、病灶直径、病灶数目、肿瘤边界、肿瘤血供、肿瘤累及范围、大血管侵犯以及mRECIST疗效分级无关。 ②D-TACE治疗后病灶AEF较治疗前明显减低，且治疗后病灶AEF与AFP水平、病灶直径、病灶数目、肿瘤累及范围、大血管侵犯以及mRECIST疗效分级相关。对于病灶数目≥3个、边界模糊、肿瘤累及双叶、伴有大血管侵犯以及疗效为PD的患者，病灶AEF在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 ③基于治疗前肿瘤影像特征和治疗后残余肿瘤AEF的综合模型可用于预测D-TACE治疗后的早期进展事件，其综合性能优于AEF单因素模型与影像特征模型，有助于改进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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