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运河历史悠久，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真实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隋炀帝开创通济、永济、邗沟和江南河等河段以来，大运河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水路体系，它对国家南北漕粮运输、经济发展和军事部署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运河的兴衰甚至影响到国家命运。 北宋大运河继承了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段，拓展了诸多新的水系。北宋初年，惠民河与广济河漕运量较大，为北宋统一战争立下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汴河全线得以贯通，成为北宋物资运输、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北宋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大运河的治理与维护，延续了北宋重要的运河运输生命线，起到稳定政权和促进经济的双重作用。由于运河自身净化系统不完善，需定期清淤维护以保障河道通畅。特别是汴河，深受黄河大量泥沙影响，始终存在淤塞和溃堤风险。其它运河淤积问题虽未如此严重，依然需要定期维护，极大地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北宋政权的负担。北宋高度依赖运河水上交通，随着时间推移出现诸多弊端，后期在大运河治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北宋时期大运河对漕运及其它物资运输作用凸显，运河强大的运输功能促进了北宋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漕粮运输，还有茶盐及各种稀有货品等，其中汴河运输的贡献最为突出，有“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之说。鉴于大运河运输高效便捷，北宋在“军”的建置和军事部署上与大运河存在一定关联。“军”是较为特殊的州级行政单位，具备一定的军事功能，在大运河主线涉及的诸路中，“军”多设置于运河沿岸，应为考虑到运河在军事运输方面的便利;此外在运河沿线各州军分布了大量的以“指挥”为单位的军队，一定程度上具有维持秩序、防止事变的威慑作用。军队可以依托大运河及其支流得到补给，同时也能保护大运河的河道安全，这无疑体现出大运河运输功能与军事的关系。 北宋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军队，粮食消耗量巨大，因此农业生产显得尤为重要。运河及其支流多处在平坦、低洼地带，且两岸连接着大片农田，构成对农业发展的优势条件。朝廷利用运河既能进行水利灌溉，又可扩展淤田，将运河淤泥作为天然肥料，不少行之有效的农田水利设施或采取的措施，即是大运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系的反映。北宋时期自然灾害多发，一旦遭遇水患，或引发次生灾害，会直接影响两岸农业生产，威胁国家粮食供给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北宋朝廷为确保运河安全，几乎每年都会征调民夫清理河道泥沙，但北宋晚期面对大运河水患问题已经有心无力，许多关于农田水利问题的探讨或方案停留于纸上谈兵。运河维护与农业生产问题成为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局之一。 大运河经贸活动频繁，原本众多舟船均可自由航行，但有些河段地方官吏设置“河锁”收税，朝廷采取坚决取缔的态度，执行规定的“商税”政策。北宋依托于大运河，把货物运送到汴京及各地的中转站，以发展海外经贸，设置“市舶司”收取关税。运河物资运输离不开船舶，因此北宋设置了多家造船场，设计建造了大量的内河及海上船舶，造船技术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现象或与运河经济发展促使造船业技术革新有一定关系，造船业进步也反向促进大运河运输经济的发展。据大致统计，神宗年间造船直接从业人员近2万人，其它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人数更多。当时的船舶发展形成了科学的分类，细分了海船、江船及运河船。运河船舶船型较小，设计强调载重量与灵活性。大运河、经济贸易与造船业三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 北宋时期许多精美绝伦的诗词作品，乃是以大运河为依托或艺术表现的对象，运河文化拓宽了诗词创作想象的空间，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这些作品多以隋堤、汴水和黄流等为题材，表达借景抒情和现实主义的色彩，有爱情友谊，有举杯欢庆，也有针砭时弊等，反映出多彩的人世情感。此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北宋社会的繁华景象，吸引无数读者为之倾心神往。从民俗文化角度去认识，运河文化的因素显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四通八达的运河水系，把各地的文化艺术带到汴京，使得这里成为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具有运河水上文化特点的各类民俗活动，丰富了汴京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特别是著名的金明池水戏活动，君民共赏，普天同庆，场面蔚为壮观。丰富多彩的汴京民俗文化，也伴随着大运河的沟通功能向其它地方辐射，体现出运河对北宋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重要影响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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