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创新兼顾创新产出、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效益，已成为多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绿色创新主要基于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在新兴产业中，科技服务业不仅自身具有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特征，而且可以疏通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间的管道，为整个地区产业创新链提供专业化服务，是绿色创新产出的重要促进者。此外，政府为有效控制创新过程污染和引导产业转型，出台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集聚和绿色创新活动也有一定影响。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先行省，是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引领经济绿色发展方面承担着多项核心任务与光荣使命。因此，本文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将绿色创新效率、科技服务业集聚、环境规制纳入同一框架，探究三者之间的影响效应，这对浙江省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科技服务业发展、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现有研究成果，从资本投入、人力投入、能源投入、成果产出、经济产出、非期望产出六个维度建立浙江省绿色创新效率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DEA模型测度浙江省2009-2020年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尺度上、时空动态上阐述效率值变化情况；其次，本文基于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效应的理论分析，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科技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间的关系；最后，本文通过分析环境规制在科技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创新效率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是否具有门槛值。 研究发现：（1）绿色创新效率现状方面，浙江省整体效率值平均水平较高，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各城市效率值时序演化差异明显；空间演化方面，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逐步向高水平效率迈进，呈现出了以环杭州湾城市群为中心，逐步向外扩散的空间格局。（2）浙江省科技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现象。空间溢出方面，本地科技服务业集聚度的增强能够促进邻地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政府支持力度、产业结构不仅可以促进本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值还可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地绿色创新效率；人才质量和开放程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间接效应尚未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当浙江省环境规制小于0.3220时，科技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为正，此时科技服务业集聚会促进绿色创新发展；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3220时，科技服务业的集聚作用显著为负。 基于实证结果，浙江省应推动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协调发展、打造地区科技服务业全创新链服务、合理优化环境规制政策以提升地区整体绿色创新效率值和高效发展科技服务业，进而加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其他地区绿色发展提供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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