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变革，数字经济不仅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动力，也成为各国数字时代下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然而，相较于数字技术迭代的速度，数字规范却往往相对滞后，全球及中国在社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都显现出一系列新的挑战。全球视野下，世界各国通过实施数字监管政策来规范数字贸易、规制数字市场。数字监管政策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数字监管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目标存在着截然相反的声音，且尚未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经济的正向效应，而关于数字监管对国家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当前新兴的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活动到底是“帮扶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本文从这一研究视角入手，探究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回答时下新兴的数字监管问题，也对中国不断深化数字发展、规范数字行为、平衡数据共享与数据保护等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现有的相关研究进展。沿袭全球数字监管政策的历史脉络，归纳总结了数字监管的美国体系、欧盟体系与中国体系。其次，本文基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最新发布的数字政策数据库（DTE）测算了全球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数字政策监管水平，从特征事实上分析了数字监管政策的演进趋势与国别差异。最后，延循本文的研究逻辑，本文以传统“政府监管—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范式为基础，从数字驱动视角展开数字监管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在实证方面，本文使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数据，探究了数字政策监管水平与国家技术创新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即数字监管政策整体上起到“帮扶之手”的作用，且在考虑了变量测度偏差、反向因果、模型估计、动态效应等问题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2）相较于数字投入密集度较低的创新领域，数字监管政策对数字投入密集度较高的创新领域促进作用更强；（3）相较于前沿数字领域监管相比，相对成熟的数字领域监管政策对技术创新有更强的促进作用；（4）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在逐渐降低；（5）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6）相较于经济体量低的国家，经济体量高的国家数字监管政策对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国家技术创新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并为我国推进数字规制体制的优化改革，完善数字市场监管框架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启示与内涵。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本文基于政府监管的角度，探究了数字监管政策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之前的学者多从数字的正向效应或数字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出发，而忽视了监管政策对技术创新所起到的作用。二是研究数据更加全面。本文是基于对41个国家数字政策监管水平进行了更为长期的测算，为实证检验提供了长期的经验证据。三是本文在整体分析的研究基础上，又分别进行了划分创新领域、数字监管政策目标、数字监管政策发展阶段、国家类型的异质性检验，为本文的假说论证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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