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贫困治理是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消除贫困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景和目标。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为人类反贫困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但客观来看，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现阶段，中国城乡间、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任重道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到解决“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转化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多维相对贫困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此背景下，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当聚焦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从多维角度来全面解读和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重点关注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能力以及福利水平的整体改善。那么，应当如何科学构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和测度体系？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实际状况如何？致贫主因和空间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如何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多维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本研究围绕上述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价值参考。 本研究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结论及展望”的基本思路，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深入探讨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系列问题。全文共9个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总结如下。 前 3 章为理论基础部分。在确定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等内容后，以可行能力理论为支撑展开后续研究。首先，围绕学术界关于多维相对贫困的各项研究议题进行文献综述，并开展相对贫困标准的国别经验研究，系统梳理典型国家的贫困标准与测量实践，然后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标准的演进历程和理论沿革。其次，对可行能力理论进行详尽阐释与解读，包括可行能力理论的内涵、形成理路及五大工具性自由，进一步系统梳理可行能力理论与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理论关联，包括可行能力缺失的致贫机理与特征、可行能力视角下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与量化及其空间影响机制，并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说。最后，总结可行能力理论对于本研究的启示，从而建立了“识别与测度→解释与演绎→改善与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 4 章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静态测度与分解。此部分从顺应贫困内涵演变、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立足国家反贫困目标和接轨国际贫困标准四个层面进行系统研判，建立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综合考评体系，并基于 CFPS 五期微观调查数据，采用A-F 方法，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进行静态测度与分解。研究发现，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遭受极端严重多维剥夺的家庭数量较少。分城乡来看，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地区，但城乡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贫困缺口和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差异也在逐渐缓解。分区域来看，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较高，虽然西部地区家庭的平均剥夺份额下降幅度较大，但其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整体福利水平依然较低，遭受多维剥夺的程度仍然偏高。从各指标贡献度来看，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成年人自评健康、成年人养老保险和生活燃料在各年度的贫困贡献度都排在前位，上述指标能解释家庭贫困致因的60%以上。 第 5 章为中国长期多维相对贫困的动态测度与分解。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还具有时期性。此部分引入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增设时间维度，对中国长期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动态测度与分解。研究发现，处于长期非持久多维相对贫困状态的家庭占绝大部分，而陷入持久相对贫困的家庭占比较小。同时，长期多维相对贫困家庭主要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被剥夺的程度较深。分城乡来看，农村地区的长期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远高于城镇地区，但随着持续时间临界值的增加，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长期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农村地区的下降幅度要高于城镇地区。分区域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长期多维相对贫困问题较为显著，但地区的整体减贫绩效突出，贫困差距呈明显的缩小趋势。从各指标贡献度来看，教育维度的贫困俨然成为整个家庭陷入长期多维剥夺的主要致因。并且，儿童医疗保险和儿童失学对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贡献度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家庭，这说明西部地区专门针对儿童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应当纳入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和反贫困工作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 6 章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地区差距及空间非均衡特征。此部分运用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考察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地区差距及其空间非均衡性，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深入刻画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动态分布演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地区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仍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从总体地区差距来看，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 Dagum基尼系数在考察期内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2010年的0.312下降到2018年的0.238。从地区内差距来看，虽然东部地区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未及中部、西部地区严重，但其内部差距却相对较大。从地区间净值差距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的多维相对贫困差距最大，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从地区差距来源和贡献程度来看，地区间净值差距是导致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地区差距和空间非均衡特征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交叉重叠项）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为缓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应当重点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角度出发，特别是要聚焦于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的差距问题。Kernel 密度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两极分化的现象在逐渐缓解，进一步验证了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的稳健性。 第 7 章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相关性及溢出效应。此部分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运用空间莫兰指数考察中国各省份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自相关性，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包括SLM、SEM、SAC和SDM），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且在全局范围内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其中，呈现“高-高”集聚的省份主要包括多维相对贫困程度都较为严重的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呈现“低-低”集聚的省份主要包括多维相对贫困程度都较轻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同时，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在不同省份之间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邻省份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每加重1%，可能使本省份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加重0.205%。从空间影响因素来看，邻近省份的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经费支出、医疗卫生经费支出和住房保障经费支出对于本省份多维相对贫困也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特征。其中，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空间溢出特征最为明显。 第 8 章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探析。此部分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基本思想，结合前述研究结论，从治理原则、治理思路和实践路径三方面着手，探索性地构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治理路径。研究指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应当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围绕促进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发展、瞄准式扶贫和多主体协作来理清治理思路。进一步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聚焦经济发展（财政扶贫和产业扶贫）、个人发展（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和绿色发展（生态建设扶贫和生态补偿扶贫）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刻画与实施，以期综合提升社会成员的可行能力，缓解个人或家庭的多维度剥夺状况，最终达致多维相对贫困治理成效。 第 9 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此部分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进一步指出未来亟需深入探索的重要研究议题。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于视角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1）在视角创新方面，一是通过梳理可行能力理论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理论关联，探讨可行能力缺失的致贫机理及空间影响机制，构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了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深度；二是量化剖析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贫困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和贫困持续时间等方面，拓宽了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广度。（2）在理论创新方面，一是重点突出贫困人口可行能力和发展需求的差异性特征，建立了兼顾收入维度和福利维度的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综合考评体系，将相对贫困扩展至多维相对贫困的理论范畴，深化了相对贫困的理论内涵；二是紧扣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以提升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经济发展、个人发展和绿色发展三方面制定多维相对贫困治理路径，为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3）在方法创新方面，一是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地区差距及空间非均衡特征进行深入考察。与传统的地区差距分解方法相比，Dagum 基尼系数分解除了能识别出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差异，还能捕捉到超变密度对于总体地区差异的贡献程度，为准确剖析地区相对贫困问题的非均衡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二是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引入空间贫困的思想，运用空间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包括SLM、SEM、SAC和SDM）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展开实证研究，与已有文献相比，拓宽了捕捉致贫主因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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