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相较于当前“一国一货币”的普遍印象，货币分区域流通方才是古代中国货币流通的常态。根据是否在统一的政治框架内，可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货币分区流通情况大致区分为两类：其一，是在政权割据背景下，在各割据政权内部分别形成较为独立的货币制度；其二，是在政权统一的情况下，在统治疆域内部形成各具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但政权是否统一，并不是影响货币分区域流通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探讨统一王朝背景下的货币分区流通问题，可以降低政权是否统一对货币分区流通的影响，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代中国货币分区流通的经济动因。在古代中国的众多王朝中，宋、明两朝是良好的研究对象，即两朝虽在政治上达到高度统一和集权，但内部却呈现出货币分区域流通的情况。学界对两朝出现的货币分区流通问题也早有关注，并形成了系列精深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变迁等方面的梳理，对两朝货币分区流通的比较研究以及理论分析仍着力不足。因此本文利用宋、明时期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层次理论等分析框架对两朝的货币分区流通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 宋、明两朝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俱形成了多元货币分区行用的格局。两宋在中央政府主导和政策形塑下先后形成了四川、西北以及两淮等特殊货币区。区别于宋廷统治核心区域所流通的铜钱，上述区域皆以铁钱作为当地主要的流通货币，并以铁钱为基础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信用货币（信用票据）体系。明廷先后供应了钱钞并行、单一楮币等官方货币制度，但是受货币制度的设计缺陷、国家能力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明廷在货币制度供应中长期缺位，货币领域的主导权逐渐由政府转向民间市场。除北边货币区外，明代在官方货币制度长期缺失下由市场主导衍生出“行钱之地”“非行钱之地”与“行银之地”等货币区。宋明货币区在形成与运行机制中所存在的差异，以四川、北边货币区作为分析案例可得到很好的说明。 四川地区是两朝货币分区流通形成机制差异的集中体现。宋代四川铁钱区主要是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而形成。宋廷为建立货币缓冲地带、掠夺川地的铜钱和财富，依靠上供、税收等政策将铜钱抽离四川，破坏了当地铜铁钱兼行的基础。期间宋廷虽有恢复当地铜钱流通的举措，但亦无法停止川地由铜铁钱兼行区转变为单一铁钱区的进程。明朝在四川则形成了以“茴银”为主的多元实物货币区，其形成过程主要为市场力量引导，而非政府的强制推动。在明廷供应的官方货币制度瓦解后，民间产生了对新货币制度的需求。商人和本地银匠为降低交易成本而结成了共谋团体，进一步利用自身在货币领域的影响力，提供并维持了一套以“茴银”为核心的货币流通规范，弥补了官方货币制度供应不足的问题。 在北方边境地区，为了维持边境军事对峙的状态和支付战争所产生巨量的物资需求，宋明两朝均在当地投放了大量的货币和资源。围绕着政府供应的货币和资源，两地都形成了与主流货币区相区别的特殊货币区，并且两个货币区在形成机制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的维系与运行机制却存在着重要差异。宋朝在西北地区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与信用制度支撑本地铁钱的信用，并将铁钱嵌入区域内外的货币信用体系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内外循环机制；明朝在北方边镇地区并没有形成具有内部稳定性的货币循环机制与信用机制，而是通过持续而又单向的外部白银注入来维持白银和多元实物货币分层行用的格局。宋明货币分区运行机制的差异进一步折射出宋明王朝社会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差异。宋政府对货币与经济有着强大的干预能力，可以通过制定货币政策来完成某些特定的目标，并且注重运用市场和信用机制来提高制度运行效率和降低成本。相反，明政府对货币与经济的干预能力呈动态下降的趋势，不仅货币的主导权逐渐下移至民间市场，而且缺乏利用市场和信用机制的意识与能力。 在附录部分，本文进一步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析宋、明王朝在两地所进行货币制度变迁活动及相关问题。本文发现宋代在两地的货币制度变迁均是由政府所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政府是货币制度的主要需求方和供给方；明代在两地的货币制度变迁则是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势力所主导，具有一定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民间势力成为货币制度的主要需求方和供给方。而两地货币制度变迁能够持续或者顺利完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制度变迁为政府或者民间势力带来的收益要超过制度变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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