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滴滴出行”事件以后，我国紧急出台了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该制度旨在降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风险，以此维护国家安全。但密集新增或修改的多部法律法规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达到降低安全风险的目的，同时也不能很好解决审计底稿跨境监管矛盾。所以，本文着眼于具体的法律法规，对现存立法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基本逻辑是，首先对我国现存法律法规条文作对比分析，梳理网络安全审查与数据安全审查关系混乱杂糅、关键概念外延不明、审查主体与审查标准覆盖不全等问题；其次，由于美国作为相关制度的先行者，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本文将美国与我国的相关制度进行对比，探索我国的可借鉴之处，例如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识别、供应链审查等方面的规定。最后，通过探究发现，大部分问题均与网络安全审查和数据安全审查的关系没有厘清有关，在理顺两者关系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在基本逻辑之下，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本文提出重新梳理网络安全审查和数据安全审查的关系，在立法上对两者作明确区分，并提出树立网络安全审查是数据安全审查的必要条件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对相关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第二，由于美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供应链审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给我国立法提供了较好参考思路，由此本文在借鉴美国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提出建议如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上开发统一的数据采集程序、深化供应链审查标准。最后，为了回应当前审计底稿跨境监管争议，提出将审查结果类型拓宽，在原来无需审查、通过、未通过审查三种结果基础上，新增附条件通过网络安全审查，目的是避免境外监管机构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从而既能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还能适应跨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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