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随着各种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大、智、物、移、云”技术的普遍应用，新一代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数字化正逐步成为全球企业创新的核心力量。目前，企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据处理能力日益加强，企业发展正在步入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的新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是数字科技革命与微观主体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企业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向新型数字生产方式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当下全球经济形式复杂严峻、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背景下，企业更想顺应时代积极转型，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活动中，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以地级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为政府合理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地级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以及为什么要实施国家实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其次，从理论出发，整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关文献，指出现有研究不足，进而发现本文的创新之处。再次，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路径，理论层面发现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效应、产业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随后，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如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和排除对照组可能“移动”检验，也使用了1984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使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更稳定。同时，本文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是否如理论分析中通过基础设施效应、产业效应、资金效应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中介效应进行了bootstrap检验，使中介效应结果更可靠，也进行了基于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分析、基于城市区位特征异质性分析、基于产权属性特征异质性分析、基于政府特征效率异质性分析。随后，进一步考虑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刻画出不同年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莫兰指数图，进而直观上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呈现出空间特征。同时，本文对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选择也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并对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根据上述实证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且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本文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效应、产业效应、资金效应来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3）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胡惟庸线东南侧城市的所属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比之国有企业相对较大；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所属区域的政府工作效率越高，试点政策越能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4）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影响主要表现出虹吸效应为表现出辐射效应，且这种虹吸效应主要通过资金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本文将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层面，进一步扩展了以往的研究内容，丰富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研究；（2）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使用Python+文本分析相结合方法，从巨潮网中对所属行业内的公司年度报告爬取了表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并进行汇总，进而量化企业数字化转型；（3）从空间视角出发，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分析了不同年份各地级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莫兰指数，并对空间溢出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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