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能否健康持久发展关乎中国经济的长期韧性表现。公司战略作为引导企业不断发展的“方向盘”，是组织成功的重要基础。家族企业群体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在复杂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可能存在异质性问题，这种群体内部的战略行为异化背后的运作机理对于观察和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内在发展特质意义重大。鉴于此，本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以及战略经济学等为理论支持，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战略异化行为及其因果识别机制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本文拟将企业管理会计行为理论内嵌于家族企业行为理论、战略经济学、组织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以家族企业关键的控制权配置作为核心因素，循着组织战略管理的路径，探究中国文化与制度情境下，家族企业在总体战略及定位、创新战略行为、并购战略行为等一系列决定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战略决策上的行为及其内在机理，以增进对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的学术贡献和实践认知。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一）从家族企业总体战略选择和战略定位的基础性命题入手，在家族企业整体层面和家族企业群体内部差异性层面两个维度，考察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在公司战略选择上具备了更强的开放性，说明家族企业的家族领袖更具有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群体内部基于“差序关系”形成的控制权配置存在显著的分类学特征，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妻共治家族企业在公司整体战略上具有显著的开放性，更愿意采用开创型战略定位，与此同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子共治家族企业，在公司整体战略上也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质，尽管在战略定位上并没有显示出激进的特质，但父子共治更愿意采用居于防御型战略定位和开创型战略定位之间的分析型战略定位，可见父子共治具备了稳健和创新共存的家族经营战略风格。而以兄弟姊妹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和单一自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则表现出了防御型战略定位的战略风格。家族企业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表现表明，家族企业中的家族领袖与核心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配置、性格特质异质性下的团结协作、信任基础上的相互支持对于公司战略具有根本性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家族成员持股水平对公司战略选择和战略定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家族企业整体的公司战略选择能够显著促进家族企业本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企业创新是家族企业重要的内源性战略。本文聚焦中国家族上市企业群体，实证检验了在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家族企业组织内在特质对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2007-2018年A股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对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与非夫妻控制人家族企业相比，夫妻控制人家族企业对企业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夫妻共同管理对家族企业创新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在夫妻共同管理的家族企业中，夫妻间权威差异抑制了创新水平;(4)妻子具备专业技术专长的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在夫妻共同管理下家族企业的创新水平。总体来看，本文从家族企业入手，逐步深入考察其中一类非常重要的夫妻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从家庭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组织管理学的视角较为系统考察了其对创新的影响，为整体家族企业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证据，为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尊重和释放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重视家庭和谐以及核心家族成员力量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三）并购战略是家族企业能够快速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外源性战略策略。本文的研究基于A股上市的中国家族企业样本，深入考察家族企业群体在企业并购战略行为上的共性和差异性表现，寻找内在的规律性影响因素。本文利用2007-2018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相较于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妻控制家族企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手足之情下兄妹控制家族企业以及单一自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形态，父子两代人共治下的家族企业类型在公司并购战略行为上表现出了更强的战略开放性。 深入研究发现:“父子共治”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权力配置结构。具体而言，在“父辈权威主导型两代共治”的家族企业控制权结构配置下，父辈创始人掌舵家族企业，二代继任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这个权力配置阶段，家族企业的公司并购战略趋于相对保守;在“二代继任权威主导型两代共治”家族企业控制权结构配置下，二代继任者掌握了公司发展的绝对权力，其在公司并购战略行为上表现出了与父辈控制时期更为开放性的战略变革姿态。内在影响机制表明:多个二代子女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使得公司并购战略更为频繁、在并购强度上也更高，并且多个二代子女往往会采取多元化并购战略，以此来寻求家族企业在父辈之外的“领地创新”，提高成为家族企业二代领袖的概率;而在家族企业完成代际传承的阶段，父辈创始人已经退居幕后，此时家族企业的大权以及未来发展的命运逐步转移到了继任者身上，在这个阶段，家族领袖的性别差异对公司并购战略行为的影响日益剧增。女性家族企业领袖在公司并购战略上表现出了相对保守和稳健的战略风格。可见，家族企业“父子共治”群体内部存在着丰富的权利配置异质性特质、性别差异特质，由此带来的家族领袖人格特质上的行为模型差异对公司并购战略具有决定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兼具学术贡献与实践价值。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一）突破中国“差序格局”解释的路径，融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组织行为理论以及经济社会学理论，基于家族企业中企业家行为特质，考察家族关系异质性下企业控制权配置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战略行为的影响机理。中国的家族企业既具有全球家族企业的共性，更存在其独有的中国文化印记，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使得家族企业的发展由“平面”的差序格局向“立体”呈“漩涡状”的合作格局演化。在现代资本市场冲击下，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的亲缘关系蕴含着多重含义，家族社会网络结构的演化对于重塑中国以家庭为核心单元的社会经济规范与制度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本文聚焦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战略行为的影响，丰富了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家族企业战略管理，Chrisman早在2005年对家族企业与战略管理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大部分研究关注于西方文明下的家族企业战略管理，鲜有涉及中国情境下的家族企业战略研究，本研究试图聚焦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考察实际控制人异质性对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深入挖掘在中国制度变革复杂性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征及其行为对公司战略的影响机制，补充和丰富了已有战略管理的文献。 （三）本文丰富了家族企业创新战略领域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以整体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形成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研究来考察其对创新水平的影响(Blocketal.，2012;Cucculellietal.，2016)。本文深入家族企业群体内部，探索家族企业在创新战略行为上的共性与内在的异质性。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企业类型在创新战略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尤其是以夫妻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具备了更高的创新水平，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婚姻关系在家族企业组织形态中的独特功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丰富了婚姻经济学在家族企业研究中的理论创造贡献。 （四）本文丰富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子共治”型家族企业的公司并购战略行为特征研究。尽管已有文献探究代际传承的背景下，认为企业家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治理动机以及外部环境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有影响(Crossland和Hambrick，2011)，但从公司并购战略视角探究“父子共治”家族企业内在权力结构异质性对并购战略的影响是本文在过去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探索。在中国“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质下，父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在家族企业传承的特殊阶段具有独特的意义，父辈与子辈的身上既有为家族繁荣承担使命的家长式领袖情节，又有在时代差异、教育背景以及人生经历上的个人异质性烙印，这使得“父子共治”的家族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异质性对公司并购战略决策的影响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由此，本文探究在“父子共治”情境下代际传承的动态特征对公司并购战略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家族企业行为理论以及并购理论。 此外，本文研究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打开家族上市公司组织内部的黑箱，有助于为资本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提供重要的信息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看待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部权力与组织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差异化结果，从宏观制度变迁到微观个体行为为家族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实践指导，使得学术界、实务界和社会大众从一个较为理性的视角增加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领袖行为表现背后的权力特征及内在机制的认知。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家的努力。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民营企业内在制度变革是市场化进程的内生力量，企业家精神理应受到赞扬和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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