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服务发挥着愈发关键的作用。现阶段，从整体趋势看，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中发展前景光明，但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出口竞争力仍不具备优势，仍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这是我国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不可避免的，例如当前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仍较多且限制程度不够合理，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上也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鉴于此，本文基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角度，研究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合研究结果为我国制订和调整数字服务贸易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通过文献的梳理，回顾了数字服务贸易、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对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基于此提出三点研究假设。其次，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的数字服务限制性指数，从国家维度和政策领域维度阐述了37个国家的数字服务限制性政策现状；利用联合国贸发数据库测算了2014-2021年数字服务各大分项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37个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分别进行了行业分析和国家间比较。在实证研究方面，利用2014-2021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字服务限制性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以下是本文研究结果：第一，各国的数字服务限制性措施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连通性领域，知识产权、支付系统领域限制性较低，发达国家的限制指数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第二，各国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普遍呈逐年提高趋势，发达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差距较大。第三，实证结果表面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一国在数字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会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控制变量中知识产权重视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物质资本、城镇化率及经济发展水平则均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基于经济体类型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负向作用，且对发达国家的负向影响更大；基于政策领域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电子交易领域、基础设施和连通性领域的限制政策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五，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会通过阻碍技术研发创新和抑制数字服务进口两个渠道阻碍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对我国合理地制订数字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以下建议：实行差异化数字服务贸易政策，在国家安全问题与贸易竞争力问题中做好协调；完善数字服务贸易配套服务，打造优良有保障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全面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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