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要素驱动方式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但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能源过度消耗、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制约，经济发展模式亟需转变。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资源节约、降低污染以提升绿色经济效率。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分析科技创新如何驱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非常有必要。 首先，文章通过文献阅读和对比研究，梳理了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的内涵和测算方法，并且对科技创新驱动绿色经济效率的现有研究进行了系统分析。其次，文章对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进行界定，从熊彼特创新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等四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并且根据研究机理最终提出四个研究假设。再次，文章选取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科技创新的衡量指标、基于超效率EBM模型测算的效率值作为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指标，通过ArcGISMap和Stata软件平台分别分析2003-2019年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布与空间关联性。然后，文章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驱动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驱动效果的非线性趋势，通过对绿色经济效率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驱动效果属于技术进步还是规模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地理位置、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等三个方面考察了驱动效果的异质性，并且从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能源消耗两个方面探讨了作用机制。最后，文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研究建议，以期为持续推进长三角地区绿色经济发展规划提供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如下：（1）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均存在空间全局自相关，高科技水平和高绿色经济效率呈现片状分布，两者在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差异化布局，演变趋势是由东向西、以省会为中心向四周蔓延。（2）科技创新驱动绿色经济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分解效应显示科技创新通过促进技术效率而抑制规模效率以驱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的驱动效果为正，中部地区城市的驱动效果为负；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驱动效果均为正，但资源型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经济发展快的城市表现为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慢的城市则表现为抑制作用。（3）科技创新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能源消耗显著地驱动绿色经济效率提高。门槛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本身存在两个门槛：0.002、2.420。跨越门槛后驱动效果呈现“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的“N型”非线性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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