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国家行政职能的强化，刑事立法中法定犯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在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实践中涌现出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司法案件，隐含着扩张和模糊刑法干预界限的风险，实质上是对公众行为自由的不当限制。因此法定犯的不当适用亟待矫正，急需对法定犯的司法扩张进行限缩以维护公众的行为自由。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原因、继而寻求解决路径的逻辑展开，将主体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结我国法定犯的司法扩张现状，指明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司法数据揭示目前我国法定犯司法入罪率极高，无罪率极低的现状，以司法实践中既存的引发争议的案件为例，具体分析法定犯司法扩张的情况并总结法定犯司法扩张的具体表现形式为：法定犯构成要件的形式解释、罪过认定的缺位与失当。 第二部分说明司法过度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明确法定犯司法限缩的必要性，并针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归纳概括了法定犯司法扩张的三个原因：一是“司法克制主义”观念盛行；二是法定犯违法性判断的失当；三是责任主义的违反。 第三、四、五部分则是根据第二部分总结的原因分别阐述限缩思路。 具体而言，第三部分在分析了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各自的不足后，倡导弱司法能动主义，提出弱司法能动主义的建构路径。第四部分提出违法性判断方式重构思路。在对比研究国内外的违法性判断不同学说立场后提出刑法相对从属性立场的内涵及倡导。指出法秩序统一性理念和法益保护原则对违法性判断理论的基础意义，进而提出对违法要素进行形式和实质要素两方面加以限缩解释的方法，进行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两个层次的判断。第五部分提出法定犯的司法适用应坚守责任主义的宏观原则和罪过认定的具体规则，浅谈违法性认识对法定犯主观故意的影响，提出应以社会危害性意识为核心处理法定犯中的认识错误情形。具体来说，就是在法定犯主观罪过认定的司法实践中，应当慎用一般故意的推定，杜绝从事实结果简单反推故意的成立；对于存在认识错误的，也应当以社会危害性意识为核心认定是否存在责任承担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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